秋收的活儿，并不会因为人心的动荡而停下。玉米棒子要掰，豆荚要打，场院上依旧是一片忙碌景象。只是那挥舞连枷的啪啪声，和人们偶尔的交谈声里，都透着一股子压抑和心不在焉。
郑卫国还在县医院昏迷不醒，他妻子王晓琳挺着大肚子守在病床前。屯子里的大小事务，暂时由严科长带来的工作组和屯子里几个老党员、老骨干共同维持。
这天下午，严科长特意把张铁匠叫到了大队部临时腾出的办公室。屋里只有他们两人，气氛凝重。
严科长给张铁匠倒了碗水，看着他布满红血丝、胡子拉碴的脸，沉默了片刻，才沉声开口：“铁匠同志，关于你父亲……张老爷子的事情，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你有知情权。”
张铁匠握着粗糙的陶碗，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低着头，闷声道：“……严科长，您说。”
严科长将张老爷子临终前吐露的身世，以及他如何发现回收站人员的异常，如何决定向郑卫国举报，又如何被绑架、最终牺牲的经过，尽量简洁而清晰地告诉了张铁匠。
张铁匠听着，身体先是僵硬，然后开始微微发抖。他死死低着头，让人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有那粗重的、压抑的呼吸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情况就是这样。”严科长说完，看着这个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汉子，语气带着敬意和一丝不忍，“老爷子是好样的，他在最后关头，选择了站出来，指认了敌人，他是功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身世……是时代的悲剧，不是他的错，更不是你的错。组织上会按规定，妥善安排老爷子的身后事，并给予应有的荣誉。”
张铁匠依旧低着头，半晌，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沙哑得不成样子：“……俺……知道了。谢谢……组织。”
他站起身，没有看严科长，也没有再多问一句，像个木头人一样，一步一步，僵硬地挪出了办公室。
望着他佝偻离去的背影，严科长深深地叹了口气。
张铁匠没有回铁匠铺，也没有回家，他径直去了存放父亲遗体的灵堂。那里已经简单布置了一下，张老爷子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衣服，脸上的污垢也被擦拭干净，安详地躺在门板上，仿佛只是睡着了。
张铁匠在父亲遗体前站了很久，一动不动，像尊铁铸的雕像。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想起了父亲沉默寡言背后可能隐藏的痛苦？是懊悔自己从未真正理解过父亲？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沉重的身世真相压得喘不过气？
直到天色暗沉，他才缓缓转过身，离开了那里。
第二天，张铁匠和王桂芬去了公社，办理了离婚手续。整个过程，两人都异常平静，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只是在按手印的时候，张铁匠的手停顿了一瞬，然后重重地按了下去，留下一个清晰的、带着老茧的红印。
王桂芬拿着那张薄薄的离婚证明，看着上面鲜红的印章，愣了片刻，随即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了贴身的衣兜里。
张老爷子的葬礼办得很简单，但庄重。严科长代表组织出席了，肯定了他最后的贡献。屯子里来了不少人，心情都复杂难言。张铁匠披麻戴孝，全程一言不发，只是机械地完成着葬礼的每一个步骤，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葬礼结束后第三天，王桂芬就开始收拾东西。她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都翻了出来——王家那口用了多年的铁锅，几个还算完好的搪瓷盆，张铁匠以前给她打的一对银镯子，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留给了张铁匠，一些积攒的、品相不错的皮子，拿走一半。她把这些东西分别拿给屯子里可能需要的人家，换成了全国粮票和少量的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