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想起，后天就是重阳节。
回到小楼时，天已经黑了。我推开门，发现客厅里的灯自己亮着，三楼卧室的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飘了起来，像是有人在里面招手。我咬了咬牙，决定今晚就把这件事了了。我从储藏室里拿出那件旗袍，抱在怀里，旗袍还是像冰一样冷，领口的海棠花似乎在微微发烫。
我走上三楼，卧室里空荡荡的，只有衣柜门开着，里面黑糊糊的，像个无底洞。我把旗袍放进衣柜，刚要关门，突然感到有人从背后抱住了我，一股冰冷的气息贴在我的脖子上，细细软软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怎么把我的衣服拿走了？我等他回来，要穿这件衣服见他的。”
我浑身僵硬，不敢回头，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他……他不会回来了。”
“会的，他说过会回来的。”那声音带着哭腔，“他说等打完仗，就回来娶我，带我去看海。我等了他三年，他怎么还不回来？”
我感到脖子上的印记越来越烫，像是有血在里面流动。“对不起，”我哽咽着说，“我帮你找他，好不好？我帮你问问，他到底去了哪里。”
怀里的旗袍突然动了一下，像是有风吹过。那个冰冷的怀抱渐渐消失了，耳边的声音也没了。我转过身，卧室里空荡荡的，只有衣柜门缓缓关上，发出“咔嗒”一声轻响，像是有人轻轻合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我在三楼卧室的桌子上放了一盏油灯，旁边摆着那张写着“民国三十六年，秋，与君别”的照片。油灯的光忽明忽暗，映得照片上苏小姐的笑容格外温柔。我坐在桌子旁，直到天亮，再也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也没有看到那个白色的影子。
第二天，我去了市档案馆，查了民国三十六年的军事档案。在一堆泛黄的文件里，我找到了那个军官的名字——他在调往前线的第三个月，就牺牲在了战场上，遗体没能运回来，只留下一封写给苏小姐的信，信里说：“待山河无恙，我必归乡，与卿相守。”
我把信抄了下来，带回小楼，贴在衣柜门上。那天晚上，重阳节，我又在三楼放了一盏油灯。半夜时，我听到衣柜里传来轻轻的叹息声，像是放下了什么心事。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衣柜门上的信不见了，只有那件月白色的旗袍，整整齐齐地叠在衣柜里，领口的海棠花，像是褪去了血色，变得淡雅起来。
后来，我再也没有在小楼里遇到过怪事。只是每个重阳节的晚上，我都会在三楼放一盏油灯，有时候会看到窗外飘着一朵白色的花，像是海棠，又像是梨花，风一吹，就不见了。
有一次，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张新的照片，夹在那些旧照片里。照片上，苏小姐穿着那件月白色旗袍，身边站着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两人笑得格外开心，背景是一片蓝色的海。照片的背面，还是那娟秀的字迹，写着：“民国三十九年，秋，与君见。”
我把照片放在桌子上，对着它笑了笑。窗外的风轻轻吹过，带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像是有人在说，我等的人，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