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接触下来，竟真有三对彼此觉得投契，点头应允了婚事。其中，李秀川求娶的是社中一位擅长育种、名唤秋菊的姑娘；张远心仪的是织布手艺精湛的春梅；王瑾则与性格爽利、负责农社对外联络的冬梅互生好感。
这三桩婚事虽不及陈赵婚礼那般轰动，但其象征意义却同样巨大——这是对“陈赵模式”的公开效仿与认可。当三书生正式下聘之日，他们果然没有抬来系着红绸的箱笼银钱，而是每人肩扛手提着崭新的、擦拭得锃亮的铁犁、锄头、镰刀等农具，上面同样象征性地系着红绸，一路从镇上走来，穿街过巷，引起了无数人的围观与议论。
“看！又是农具聘礼！”
“这世道真是变了，读书人竟真扛着犁头去下聘！”
“啧啧，娶农社的女子，怕是以后也得下地干活吧？”
嘲讽者有之，惊奇者有之，但更多的是一种麻木中的接受。毕竟，有了陈启明在前，后来者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而就在这三桩婚事陆续传开之际，镇上的孩童们，不知何时，口中传唱的童谣也悄然变了调子。以往那些“郎才女貌”、“金玉满堂”的旧词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首新的、带着泥土气息和铿锵节奏的童谣：
“月光光，照地堂，阿姐嫁，不要妆。
不要金银不要绸，只要铁犁闪乌光。
好郎君，识斤两，肩扛犁头上门墙。
同心同意垦四方，好郎配那好铁犁呀——嘿呦喂！”
稚嫩的童声，沿着街巷、田埂回荡，一遍又一遍。“好郎配铁犁”，这简单直白甚至有些粗犷的歌词，却无比精准地概括了正在发生的这场婚恋观念的变迁。它不再强调门第、财富与虚浮的才貌，而是将“同心协力”、“脚踏实地”、“共同垦拓”置于核心。
这童谣传入那些尚在观望或固守老规矩的人家耳中，初听只觉得刺耳荒谬，但听得多了，看着那三对同样以农具为聘、即将举行新式婚礼的年轻人，再回想陈启明与赵新阳的身影，一种无力感与隐约的预感渐渐浮现——或许，这世道，真的不同了。一股新的风气，已然在这“铁犁”与“童谣”的交织中，不可阻挡地蔓延开来。连锁婚变，非止于几桩婚事，实乃观念地层深处的悄然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