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四年五月初七，闽省的暴雨连下了三日，安崇新区的工地上积起半尺深的水，塔吊的铁臂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像一柄悬在云端的铁尺，要丈量这世间的公道与罪恶。我站在全国议事会事务院的回廊下，手里攥着三份加急卷宗，纸页被雨水打湿了边角，油墨晕染开来，把“刚李”“刚隅”“张杰”这三个名字泡得模糊又刺眼——这是监察系统内部长出来的毒瘤，比西乡村的蛀虫更让人胆寒。
朱静雯披着蓑衣从外面进来，蓑衣上的雨水顺着草绳滴落，在青砖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她把一个用油布裹紧的卷宗递过来，声音带着奔波的沙哑：“姑母，人民监督协会的乡老们在花省访到了新线索，赵立马案的受害群众画了幅‘血泪图’，您得看看。”
我解开油布，一幅用粗麻纸画的图露了出来。画上是十二间歪歪扭扭的土房，其中四间用红墨水打了叉，旁边画着个戴官帽的人伸手要钱，地上跪着几个衣衫褴褛的百姓，眼泪用蓝墨水画成小溪，流进“危房改造款”的账本里。画的角落题着行字：“官吏手伸三尺，百姓泪落三春”，笔迹颤抖，像握着笔的人在哭。
“这是花府阳县石洼村的王老汉画的。”朱静雯指着画中一间打叉的土房，“他家儿子在洪水里没了，房子塌了，赵立马收了他两千元‘协调费’，却没给批危房改造款。现在王老汉住在猪圈旁的草棚里，腿在抗洪时摔断了，没钱治，只能拖着走。”
我的指腹抚过画上的蓝墨水泪痕，像触到了王老汉冰凉的眼泪。卷宗里的笔录写着：“赵主任说‘这钱是辛苦费，不交就别想领补贴’，我卖了家里最后一头羊凑的钱，现在羊没了，房子也没了……”后面的字迹被泪水泡得模糊，只剩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冤”字。
“刚李的案子更棘手。”朱静雯翻开另一本卷宗，里面夹着张“醉仙居”的消费清单，“这是人民监督协会的会员在会所后门捡到的，上面记着‘四月十二日，燕窝三盏、鱼翅五斤、茅台二十瓶’，签字是刚李，付款方是私营企业主王某。那天本该是他带队督查泉州港项目资金的日子。”
我盯着清单上的“茅台二十瓶”，想起西乡村的张奶奶——她的风湿药膏一瓶十五元，二十瓶茅台够她买八百瓶药膏，够她熬过二十个冬天。卷宗里附的照片显示，“醉仙居”的包厢里挂着块牌匾，写着“政商同心”，而王某的公司恰好中标了泉州港的码头扩建工程，项目资金高达三千万元。
“最可怕的是监察系统的内鬼。”朱静雯的声音沉了下去，“全国议事大会监察局驻全国议事大会事务院都察院巡按监察处的刚隅，把西乡村案的三份关键证词换了。”她拿出两份证词复印件对比，原件上写着“白禄应卖地前曾向刚隅汇报”，篡改后的版本变成了“白禄应未向任何上级请示”，篡改处的墨迹比其他地方新鲜，显然是近期所为。
我捏着这两张纸，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刚隅是监察系统的“老人”，去年还在大会上作过“廉洁自律”报告，说“监察官要像手术刀一样干净”。可现在，这把“手术刀”却成了包庇腐败的凶器。卷宗里的银行流水显示，刚隅的账户在白禄应卖地后的第三天，收到了一笔十万元的汇款，汇款人是“王小红”——王某的妹妹，也是张杰的情妇。
“张杰的账册找到了。”朱静雯打开一个木盒，里面是几本用棉线装订的账册，纸页泛黄，边角磨损，“这是花省都察院派驻省经制院巡按监察处的老档案员偷偷交出来的，说藏在档案室的墙缝里十年了。”
我翻开账册，均平十年三月十六日的记录写着：“收王某现金五十万，办‘批评教育’结案。”后面附着王某行贿案的卷宗编号。而按照《大明监察条例》，行贿十万元以上必须移送司法，王某当年行贿的金额是一百二十万元，却被张杰以“初犯、认错态度好”为由轻轻放下。账册里还夹着张房产赠与协议，王某将花省省会的一套四合院赠给张杰，落款日期正是结案后的第七天。
“从中央到基层，这张腐败网织得密不透风。”我把四份卷宗并排铺开，刚李在顶端，刚隅和张杰在中间，赵立马在底端，像一棵倒长的毒树，根在基层，枝丫却伸进了朝堂，“刚李违规提拔刚隅，刚隅包庇张杰，张杰放纵王某，王某又给赵立马输送利益——他们把监察权变成了摇钱树。”
朱静雯在桌上画了个流程图，用红笔把“人民监督协会”圈在最外围：“乡老们说，这案子得靠百姓的眼睛。花省的会员已经组织了两百多个村民，正在核对泉州港的工程用料，闽省的会员在‘醉仙居’周围蹲守，记录来往官员的名单。”她指着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着“王某公司”“张杰别墅”“赵立马老家”，每个地点旁都写着村民的名字，“这些都是自愿参与调查的百姓，说‘哪怕磨破十双鞋，也要把贪官揪出来’。”
我望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突然想起马克思的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西乡村，是张寡妇捅出了卖地黑幕；在花省，是老档案员交出了账册；在京北，是人民监督协会的会员蹲守会所——他们才是反腐最锋利的刀。
“通知议事会监察局内稽廉纪司和事务院都察院稽查司，明天一早行动。”我合上卷宗，雨水敲打着回廊的栏杆，像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擂鼓，“刚李在‘醉仙居’有个‘项目座谈会’，正好一网打尽。”
朱静雯眼里闪过亮光，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枚铜印，印文是“人民监督之印”：“乡老们说，让您带着这枚印去，告诉贪官们，百姓的眼睛盯着呢。”
五月初八清晨，雨还没停。我和朱静雯带着议事会监察局的二十名执法人员、都察院的十五名稽查员，还有十名人民监督协会的乡老代表，分乘五辆马车前往“醉仙居”。马车里，乡老周伯把一份名单塞给我，上面是会员们熬夜整理的“会所常客录”，刚李的名字后面画着七个圈，代表他本月来了七次。
“周伯，您怎么认出刚李的？”我问。周伯是个种茶的老农，手上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沾着茶渍。他咧嘴笑了：“去年议事长您来茶园考察，刚李跟着来的，他喝我家明前茶时皱眉，说‘太苦’，那神态我忘不了——百姓的茶再苦，也苦不过他心里的贪。”
马车停在“醉仙居”后门，这里挂着块“非公莫入”的木牌。监察局执法人员小李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个穿着绸缎褂子的管家，看到我们身上的制服，脸瞬间白了：“你们……你们找谁？”
“找刚李。”朱静雯亮出监察令，“我们接到举报，这里有人违规接受宴请。”管家想关门，周伯上前一步，用拐杖挡住门：“我们会员都看着呢，刚李在二楼‘牡丹厅’，和王某正喝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