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清晨六点三十七分。
汉东市城西老工业区的晨雾还没散，灰扑扑地裹着栋五层砖混楼。
楼道里堆着旧纸箱、破藤椅，连台阶都被经年的油烟熏成了深褐色，踩上去发腻。
祁天佑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醒过来时，铁架床正随着他的呼吸“吱呀”轻响。
头顶天花板洇着一片不规则的水渍，像水珠悬在边缘，似坠未坠。
他抬手抹了把额角，冷汗凉得刺骨，太阳穴却突突地跳。
脑子里还缠着前世的碎片。
他本该是某985高校行政管理系的讲师，二十八岁，刚评上中级职称，却因为撞破校领导儿子论文造假的实锤，没忍住递了举报信。
再后来，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卡车大灯刺得人睁不开眼，方向盘失控的尖叫，还有身体撞向挡风玻璃的剧痛。
再睁眼，世界就换了。
他成了祁天佑，二十三岁，汉东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祁同伟的族弟，还是高育良的关门弟子。
撑着床头坐起时，身体还有些虚浮，每动一下都带着陌生的滞涩。
他的眼神很清明，扫过屋里的陈设：
掉漆的木桌、三条腿垫着硬纸板的椅子、门轴生锈的旧衣柜，连窗户缝都漏着风，风裹着外面早点摊的油条香钻进来，混着屋里的霉味，说不出的呛人。
身上的白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唯有右手小指上那枚翡翠扳指透着点亮色。
贴着皮肤凉丝丝的，据原主记忆，这是祁家祖传的“掌权戒”，传男不传女，说是能镇住场面。
他从裤兜摸出本牛皮笔记本，封皮被摩挲得发亮。
翻开扉页，一行钢笔字力透纸背：“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历史车轮碾过的，一种是开车轮的。”
字迹是原主的，却像刻进了他的骨血里。
床头还压着份《汉东日报》，头版标题印着“赵立春同志调研汉东省国企改革”。
祁天佑盯着标题，在盯着那行日期看了两秒，心脏猛地沉了沉。
他太清楚这个时间点了：
这是《人民的名义》的世界，祁同伟还没彻底跪下，没沾山水集团的脏水，却已经站在了仕途崩塌的悬崖边；
赵立春还握着汉东的实权，高育良还在“法治”与“政治”间摇摆，大风厂的矛盾刚埋下种子，侯亮平还没回汉东。
这是个死局，却也是唯一的破局机会。
他还没理完头绪，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进来的男人约莫三十岁，身形挺拔得像棵白杨树，却透着掩不住的疲惫。
旧夹克是前年的款式，洗得有些发白，领口还沾着点烟灰；脸上胡茬没刮，青黑一片。
他手里捏着张对折的纸，展开时能看见“省公安厅干部调动审批表”的字样。
“拟调动单位”栏写着“省委组织部”，但落款处空空的，没有盖章。
祁天佑一眼就认出来了，来人正是祁同伟。
他的族兄，这个世界里最让他又恨又惜的人。
此刻的祁同伟，还没在汉东大学操场上跪下求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