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老谢将U盘插进电脑，金广发的声音立刻从音响里传出：“……那些邮件和照片都是编的，只要能拖到M国批庇护，陈默他们就没辙……周正豪那边已经答应，等我安全了就把之前欠我的三千万打过来……”
录音还没听完，调查组的组长就按下了暂停键，眼神凝重地看着陈默：“这段录音我们需要核实，但你说的‘名单’，现在能详细说说吗？”
陈默摇了摇头：“名单涉及的层级太高，我需要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再提交完整证据——毕竟现在还有人怀疑我和金广发是一伙的。”组长点了点头，同意了他的请求。
回到隔离房间时，已经是深夜。
陈默没有立刻休息，而是从床底拖出一个早就备好的行李箱——里面装着他从办案第一天起就整理的材料，全是用档案袋分门别类装好的，上面贴着清晰的标签。
他坐在桌前，打开第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厚厚的工作日志，每一页都用钢笔工整地记录着日期、时间、工作内容和参与人员，甚至连临时召开的短会都备注了“参会人：老谢、小李，地点：实验室”。
比如2023年10月15日那页，明确写着“14:00-16:30市公安局三楼会议室，跨境追赃部署会，参会人：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张队、技术组小李，会议内容：确定追查金广发离岸账户流程”，正好和金广发指控的“15:00发邮件”时间完全冲突。
第二天上午的问询，陈默抱着三个档案袋走进会议室，把材料整齐地摆在调查组面前：“这是我这一年的工作日志，每一页都有同事签字确认；这是第三方公证的行动报告，找了省司法厅认可的中立机构做了鉴证，证明里面的内容没有修改过；
还有这个，是我整理的时间线和资金流向图，把金广发案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标清楚了，谁做了什么、钱去了哪里，一目了然。”
调查组的一位同志拿起工作日志翻了几页，又对比了金广发的指控书，抬头问：“金广发说你在2023年11月，私下和他的财务人员见过面，收了好处费，你怎么解释？”
陈默立刻翻开时间线图，指着11月12日那栏：“那天我在邻市出差，追查金广明的下落，有出差审批单、酒店入住记录和同事的陪同证明——邻市公安局的王警官那天全程和我在一起，你们可以打电话核实。
至于‘收好处费’，资金流向图里清楚写着，金广发的财务人员那段时间只给海外账户转了钱，没有任何国内私人账户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可以查。”
为了让调查组更清楚，陈默还拿出一张手绘的“资金流向示意图”，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红色是金广发的非法资金，从国内公司转到香港拍卖行，再拆成小额转到离岸账户；蓝色是我们的追赃资金，从离岸账户冻结后转回国内国库，这两条线完全没交叉，我连碰都没碰过那些钱。”就像用不同颜色的线画地图，哪条路是黑钱走的，哪条是追赃走的，一眼就能看明白。
接下来，针对金广发伪造的“私人会所见面照”，陈默提交了更扎实的证据：“我找了省摄影家协会的专家做了鉴定，报告在这里——照片里的我，光影是从左边来的，但背景里的会所招牌，光影是从右边来的，明显是合成的；
而且照片里我的西装，是2024年才买的，可金广发说的见面时间是2023年，总不能穿越回去穿新衣服吧？”他把鉴定报告递过去，上面盖着协会的公章，还有专家的签名和联系方式，“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专家，这些光影问题是基本常识，骗不了人。”
问询进行到第五天，陈默发现调查组虽然态度缓和，但对“证据来源合法性”还有疑虑——比如从金广发办公室搜出的打火机和存储卡，有人问：“会不会是你故意放进去，栽赃金广发的？”这句话让陈默意识到，必须拿出更客观、更无法篡改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