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的动作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老周上午还在办公室里头布置任务，下午就被两名面无表情的纪委工作人员带走了。
消息传到陈默耳朵里时，他正翻着手里那叠关于刘昌明涉嫌转移国有资产的卷宗。
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急促，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只说了一句“老周出事了，被双规了”就匆匆挂断。陈默举着电话愣了半晌，听筒里的忙音嘟嘟响着，他只觉得心里头猛地一沉，像一块冰砸进了胃里，又冷又硬。
老周是这条线上最较真的人，刘昌明的案子他追了快一年，线索零零碎碎，好不容易才摸到点儿门道。他常说这条线就像一团乱麻，得耐着性子一根一根地抽，抽到最后才能见到真相。
可现在，老周自己被卷进了另一个漩涡，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那条他苦心拉扯的线索，就像被人拿了把快刀，咔嚓一声，从中斩断。
所有前期投入的心血、搜集到的蛛丝马迹，一下子全没了着落。专案组里顿时人心惶惶，大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明白，老周这一进去，再想顺着刘昌明那条线往下查，就难如登天了。
被带离单位的时候，老周没吵也没闹，他只是回头深深看了一眼自己坐了十几年的办公室窗口，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然后他就被带上了车，车窗是深色的，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双规的地点通常是保密的，可能是在某个不起眼的招待所，或者是在郊区某个封闭的院落。
那里不会有任何熟悉的痕迹，只有空荡荡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以及轮番进来和他谈话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对老周而言，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煎熬。小房间里窗帘终日拉着，分不清白天黑夜，只有头顶那盏白惨惨的灯二十四小时亮着，照得人脸色发青。
问话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问题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有没有收过不该收的钱？有没有在刘昌明的案子上故意放水？有没有和某些老板存在不正当交往？他们要求老周“交代问题”，把事情说清楚。
老周一辈子耿直，自问行得正坐得端，对这些莫须有的指控又惊又怒。他极力辩解，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哑，他一遍遍地说自己对得起这身衣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可他的话就像砸在棉花上，对方只是面无表情地记录，或者用更尖锐的问题打断他。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陷入了一场怎么也醒不来的噩梦，四周全是迷雾，你大声呼喊，却连自己的回声都听不到。
绝望就像冰冷的潮水，一点点漫过脚踝、膝盖，最后淹没了胸口。愤怒和冤屈在胸腔里左冲右突，找不到出口。
就在一次长时间的问话间隙，房间里只剩他一个人时，老周喘着粗气，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他猛地伸出颤抖的手指，用尽全身力气，在粗糙的墙壁上一下下地抠划。
指甲劈裂了，渗出血珠，和墙灰混在一起，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只是固执地、一笔一划地抠着。最终，一个歪歪扭扭、血迹斑斑的“冤”字，刻在了冰冷的墙面上。
那是一个沉默的呐喊，一个用血肉写成的控诉，是他唯一能做出的、最极端的反抗。
完成了这个字，他好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靠着墙壁滑坐到地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那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极度的情绪波动和连日的疲劳终于压垮了他早已不堪重负的身体。
血压急剧升高，脑血管在那瞬间崩裂开来。起初他只是觉得头痛欲裂，随后视线开始模糊，想呼喊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意义不明的声音，接着天旋地转，整个人重重地栽倒在地，失去了意识。
幸亏看守人员发现得还算及时，立刻叫了救护车。一路鸣笛，把他送进了医院急救室。手术室的灯亮了很久，医生们尽力了，命算是抢回来了，但脑溢血对大脑造成的损伤却是不可逆的。
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世界已经变得模糊而陌生。他的思维像是被困在了一团浓稠的胶水里，挣扎着却无法清晰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