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八王之乱的烽烟已在中原大地蔓延数载。彼时洛阳宫阙屡遭兵燹，晋惠帝司马衷形同傀儡，皇太弟司马颖凭借“河朔集团”军事势力坐镇邺城（今河北临漳），以“皇太弟”之尊遥制朝政。然而其统治日渐荒弛——宦官孟玖借“典禁兵、掌机要”之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宠妃程太妃则凭枕边风干预铨选，致使“清途浊乱，政以贿成”。时任司空、领徐州都督的东海王司马越，本就对这位比自己年轻二十岁却骤登权力巅峰的皇弟暗怀猜忌，当目睹洛阳太学诸生以“邺中群小乱政”为由伏阙上书，而司马颖竟以“妖言惑众”为名诛杀太学生三十余人时，他抚摸着案头镌刻“匡扶帝室”的玉镇纸，眼中闪过厉色。
三月初六，司马越在东海封邑（今山东郯城）校场祭旗起兵。青灰色的纛旗上“清君侧，靖国难”六个朱红大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其发布的讨逆檄文通过驿骑传至各州郡——文中不仅列举孟玖“假传诏命，鸩杀太子洗马江统”等十项罪证，更尖锐指出司马颖“居周公之位，行王莽之实”，暗合了关东士族对邺城集团“胡化倾向”的鄙夷。檄文所到之处，青州刺史王浚即刻遣其子王豹率突骑鲜卑段部首领段务勿尘所部万骑南下，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则联合乌桓峭王苏仆延，以“勤王讨逆”为名发匈奴、羯族骑兵八千响应，一时间“幽冀骁骑，如云聚合”。
大军自郯城出发那日，司马越立马泗水之畔，但见济水西岸旌旗如林——前锋营的鲜卑骑士头裹兽皮，马鞍悬挂着象征战功的骷髅串；中军步兵方阵中，持戟武士的玄甲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每十步便有一名“牙门将”挥动绘有熊罴图案的令旗。这支从徐州、青州拼凑的杂牌军，因“诛杀孟玖、平分邺库”的悬赏令而士气高涨，沿途郡县望风归附，行至濮阳时已聚众十万。探马飞报邺城时，司马颖正与宠妾程兰苕在铜雀台宴饮，听闻“东海兵已渡白马津”，竟将玉杯砸向报信小校，酒液溅湿了案上卢志草拟的《防御方略》。
太安二年七月初一，决战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石超军五万精锐据守溷水南岸，将主力屯于鹿楼原，又令五千锐卒扼守溷水渡口。当司马越军先锋鲜卑骑兵踏着晨雾发起冲锋时，河岸芦苇丛中突然竖起千面铁盾，“呜——”的牛角号声里，石超部将牵弘率弓弩手万箭齐发，前排鲜卑骑士连人带马被射成刺猬，尸身堆积竟成临时pontoon。司马越在中军望见此景，急令“长槊队”列成锥形阵强渡，士兵们手挽手蹚入及腰深的河水，却被对岸“投石机”抛出的礌石砸得脑浆迸裂，溷水竟因浮尸堵塞而断流。
午后申时，战场形势突变——司马颖密令马咸率三千幽州突骑绕经西山小径，趁双方在河岸胶着时从司马越军左翼杀出。这些头戴铁盔的骑士手持环首刀，专砍鲜卑骑兵的马腿，刹那间人仰马翻之声震耳欲聋。更致命的是，当鲜卑骑士见石超营寨粮道起火（实为司马颖预设的诱敌之计），竟不顾将令哄抢粮车，阵形顿时散乱。石超抓住战机，亲率“飞熊军”从正面反扑，其部众皆穿犀牛皮甲，刀砍不入箭射不透，如墙般压向溃败的司马越军。乱军之中，侍中嵇绍紧抱车驾上的晋惠帝，任凭叛军刀剑劈在身上，鲜血溅满惠帝的龙袍，犹自高呼“陛下不可下车”。当司马越单骑逃至酸枣时，身后追兵已至，他回望荡阴方向，但见残阳如血，竟不知车驾上的天子已被司马颖劫往邺城。这场决定西晋命运的战役，虽让司马颖暂时巩固了权位，却也因“嵇侍中血溅帝衣”的惨剧，使“宗室相残”的恶名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