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5年汉文帝三年农历五月下
长安的五月，天气渐趋炎热。未央宫柏木森森，投下浓重的阴影，蝉鸣声一日响过一日，搅动着帝都的沉闷。靖王李凌父子下榻的诸侯邸内，气氛却比天气更为凝重。乌孙密使阿史德深夜来访带来的消息，如同投入静潭的巨石，彻底打破了表面上的平静。匈奴使者不日将至，并可能携诬告而来，此事若处理不当，不仅北地与乌孙悄然建立的联盟将暴露于天下，更可能使李凌深陷“交通外藩、图谋不轨”的滔天罪名，后果不堪设想。御宴之上勉强维持的平衡，顷刻间可能被打破。然而，危机之中亦蕴藏着转机。世子李玄业提出的“反客为主”之策，得到了李凌的肯定。与其被动等待匈奴发难，不如主动出击，将西域之事纳入朝廷认可的“大义”名分之下。此举风险极高，犹如刀尖起舞，需要极其精准的谋划与恰到好处的时机。接下来的几日，靖王邸看似门庭深锁，一切如常，实则内部暗流汹涌，李凌与核心幕僚公孙阙、以及被寄予厚望的世子李玄业，闭门密议，精心策划着一场关乎北地命运的政治博弈。
五月二十，乌孙密使阿史德离去后的第二天。靖王邸书房门窗紧闭，虽值白昼，室内却点着灯烛。李凌、公孙阙、李玄业三人围坐在一张长安周边的舆图前，面色肃穆。
“王爷，世子，”公孙阙率先打破沉默，声音低沉而清晰，“匈奴诬告，其心可诛。然，其所恃者，无非是捕风捉影，难以实证。其所图，乃是以‘私通外藩’之嫌，引发陛下与朝臣对我北地之猜忌，尤其是我与乌孙军须靡之往来。阿史德所言‘共分西域’云云，虽是构陷，然若陛下心生疑虑，则我百口莫辩。”
李凌指尖划过舆图上河西走廊至西域的广阔区域，目光深邃：“子通所言极是。匈奴此计，攻心为上。陛下初登大宝，正值树立权威、巩固中央之时，对拥兵边镇，本就心存警惕。我北地近年战绩彪炳，已招人侧目。若此时再与西域势力过从甚密，纵无实据，亦难免‘尾大不掉’之讥。”
“父王，公孙先生，”李玄业凝神思索片刻，开口道，“儿臣仍以为，‘先发制人’乃上策。然，如何‘先发’，如何‘制人’，需细细斟酌。奏章如何写，何时上，向何人上，皆关乎成败。”
“业儿虑得周全。”李凌赞许地点头，“奏章乃关键。子通，你精于文翰，且熟知朝堂典故，起草之事，由你主笔。需把握几个要点：”
“其一，定性与正名。需将乌孙之事，明确定义为‘招抚藩属，断匈奴右臂’之王道策略。言明军须靡乃乌孙先王正统，素有向汉之心，然受匈奴及其扶持的叛臣阿莫里迫害，处境艰难。我北地与之接触，非为私利，实为贯彻陛下‘怀柔远人’之圣意，在西域扶持亲汉势力，以削弱匈奴。”
“其二，陈述利害。需详陈西域之于汉家安危之重要性。匈奴控西域，则得其良马、粮草，如虎添翼，可长期为患中国。若汉能得西域，则可断匈奴右臂，使其腹背受敌，永绝边患。此乃百年大计，利在千秋。”
“其三，撇清嫌疑，彰显忠诚。需主动提及与军须靡之有限接触（如少量物资援助，意在助其抗胡，稳固人心），但必须强调，一切行为皆在边将职权范围内，为‘权宜之计’，且所有往来皆有记录，随时可供朝廷核查。最终目的，是助其‘遣使入朝，请求内附’，归之于王化。将主动权交还朝廷，表明我北地绝无擅专之心。”
“其四，攻击对手。需点明匈奴之所以诬告，正是惧我此策成功，故欲先发制人，破坏汉与西域之和好。将其行为定性为‘离间天朝与藩属，阻挠王化’的恶行。”
“其五，提出请求。奏章最后，需诚恳请求陛下圣裁。或遣使西域，招抚乌孙；或明发诏书，认可军须靡之地位，授其封号，使其名正言顺抗胡；或责令我北地继续执行此策，但需朝廷明确方略。总之，要将球踢给朝廷，表明我恭顺听命之态度。”
公孙阙一边聆听，一边飞速记录，眼中精光闪烁：“王爷所虑极是！此五要点，层层递进，攻守兼备。既阐明了西进之必要性，又化解了‘私通’之嫌，更将匈奴置于破坏大局之地。奏章语气需格外恭谨，引经据典，彰显王爷忠君体国之深意。下官即刻草拟，务求字斟句酌，滴水不漏。”
“善！”李凌颔首，又问道：“然，奏章写成，何时上奏？通过何途径？是依常例递送公车司马门，还是寻机面呈陛下？”
李玄业沉吟道：“父王，儿臣以为，若依常例递送，奏章必先经尚书台，恐被有心人截留、篡改，或提前泄露，反使匈奴使者有所准备。面呈陛下，虽直接，然若无合适契机，贸然请见，恐引人疑窦。”
公孙阙接口道：“世子所虑极是。下官有一议：陛下近日或将于石渠阁召见诸王、重臣，论经议政。此非正式朝会，气氛相对宽松。王爷或可借此机会，在议及边事或《王制》中‘怀远’之策时，顺势引出西域话题，而后请求陛下容臣细禀，再呈上奏章。如此，既自然，又能直达天听。”
“石渠阁论经……”李凌若有所思，“确是一个机会。然，届时周勃、灌婴、薛欧等重臣皆在，需应对得当。业儿，届时你随为父同往，静观其变，若有人发难，你需沉住气。”
“儿臣明白！”李玄业郑重应道。
“此外，”李凌目光锐利起来，“单靠一道奏章，恐仍显单薄。子通，需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