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九站在晒谷场边急得转圈，却不敢上前——他那把小量器，早被里正发现过误差。日头偏西时，县吏带着校准量器赶来，见农人们都用标准量缴粮，湿粮按八成折算，宋九的小量器被扔在一旁，不禁皱眉问：“为何不用新量器？”孟姬递上掌心验湿的粮：“宋吏的量器不准，折率也违律，若不是验湿晒粮，农人们得多缴二十石粮！”
县吏当场按律没收宋九的私量，又教众人“标准折率法”：“湿粮先过筛，再用秤称，每十斤湿粮晒后剩八斤，便按八斤算税。”王婆捧着刚缴完粮的空袋，笑着说：“多亏孟姬懂验湿折率，不然今年的收成又要被刮走一半！”孟姬在木牍刻：“曲沃收税，量准折公，农乃安。吏若私改规矩，再好的收成也难留。”这枚木牍后被收录入《魏农辑要》，成为战国税制落地的民间实证。
三、支线?淳于越：咸阳辩“税政”，新法增“教民款”
暮色中的咸阳议堂，卫鞅盯着赵承送来的秦魏税情报告，拍案道：“秦之贵族私量瞒报，魏之小吏私改折率！此皆吏不教、民不知之过，当重罚核验吏！”淳于越却摇着蒲扇，指着孟姬的木牍：“卫客卿，孟姬教农验湿晒粮，可见民能学，只是未得教。《孟子?滕文公上》云‘有恒产者有恒心’，税政若只严征不教民，民恐生怨，反误变法。”
“教民需人力，税期不等人！”卫鞅反驳，“若人人都像魏儋私造量器，税粮如何收齐？”
赵承推门而入，呈上农人的“量器校准手册”：“卫客卿，秦地农人已学会平量法；魏地折率之法，孟姬已教给四乡。臣以为可设‘税政教演制’：每乡配一名税吏，收税前三日教农人校准量器、算折率，核验吏若未教民，与瞒报者同罚。”
淳于越补充：“再设‘干湿折率公示牌’，每处核验点立牌写明折率，县吏每日巡查，避免小吏私改。《管子?轻重甲》云‘民知其利，故听上’，教民知法，比事后重罚更能安民心。”
卫鞅沉默片刻，指尖划过赵承批注的“授民以法”四字：“可。但税吏需经考核，不合格者罢官；核验点若有私改折率，吏员爵降一级。”他提笔在新法草案添上：“夏收税之要，一在量准，二在折公，三在教民。三者缺一则税不安。”
淳于越起身作揖：“此法兼顾严征与民生，善。变法非仅定规，乃要让民知为何缴、如何缴，方得长久。”赵承望着窗外晒谷场的余晖，想起核验点的标准量与晒粮筛，忽然明白：好的税政，该像量器般公平，像折率般透明，更要像教民之法般贴心，让农人缴得明白、留得安心。
四、税毕实录见新法，谷堆间藏变法心
深夜的泾阳县寺，赵承在《变法实录》写下：“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夏八月，泾阳收税，魏儋私造短量瞒报粮，既罚且教，学平量折率；曲沃宋九私改折率用小量，吏笞之，农以验湿晒粮自救。秦魏之税，皆显教民之要。”
案上摆着两样东西：一是农人送的迷你标准量，刻着“平量刮平”四字；二是孟姬托人捎来的干粟样本，用麻纸包着，纸上记着“湿汽两成，折率八成”。赵承摩挲着量器的铭文，仿佛看见农人们围着校准木模比对量器，听见晒谷场里木耙翻粮的沙沙声。
窗外传来周甲的吆喝声，他正带着农人把余粮搬进私仓；曲沃的晒谷场上，孟姬在教孩童用掌心验湿，王婆则把缴税后的余粮装进陶瓮，瓮口贴着“冬藏”的木牌。月光洒在谷堆上，泛着金黄的光，透着夏收后的安稳。
赵承提笔添上：“变法之难，不在定税，而在公平；不在收粮，而在安农。量准折公，教民知法，方得农安税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