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28日，鄂北的寒风跟疯了似的，卷着雪粒子往人骨头缝里钻。
孝感县小河西樊家村裹在铅灰色的天里，土坯房的窗棂漏出几缕煤油灯光，在风雪里晃得跟随时要灭的烛火似的，看着就揪心。
村口老槐树的枝桠光秃秃的，挂着的冰棱被风吹得叮当响，像是在给夜里赶路的人敲警钟。
两个黑影贴着墙根猫着腰走，前面的是鄂豫皖特委的地下交通员老周，他那件打了三层补丁的棉袄，破口处露着的棉絮冻得硬邦邦，跟铁板似的。
跟在后面的青年个子挺拔，灰布长衫沾了不少泥雪，却掩不住身上的英气，下颌线绷得紧紧的，眼里藏着赶路的疲惫，更多的是警惕。
这一路从上海过来，敌人的关卡比豺狼还多，他不敢有半分松懈。
“前面就是樊家村东头，第三户，门口挂两串干辣椒的就是特委秘书处。”老周压低声音，说话的白汽刚冒出来就被风吹散，他从怀里摸出枚铜党徽——边缘磨得发亮，这是接头的信物，要是没这个，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进不了门。
青年轻轻点头，把长衫下摆往上提了提，露出藏在腰间的短枪。
这枪是中央特科的同志亲手交给他的，枪柄都被他攥得温热，“路上小心，鄂豫皖的天，比上海的租界还凶险”，同志的叮嘱还在耳边响着。
两人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咯吱咯吱”的声响在静得吓人的村里格外清楚。
快到那户人家时，老周突然停住，对着木门轻轻叩击——“三短两长”，这是特委内部的暗号，错一个节奏都可能出大事。
片刻后，门内传来轻微的响动，接着一条门缝被推开，守卫小李的脑袋探出来，手里攥着根削尖的木棍，眼神跟鹰似的扫过两人：“是老周同志？”
“是我，快开门！这位是中央派来的同志！”老周把党徽递过去，小李借着雪光看了一眼，又往青年身上打量了一圈，确认没问题才赶紧拉开木门，让两人闪身进来，随后“哐当”一声关紧门，还用粗木杠顶得死死的，生怕风雪裹着敌人的眼线闯进来。
屋内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一盏煤油灯挂在房梁上，昏黄的光线下，特委书记郭述申正坐在八仙桌前，手里捏着份皱巴巴的情。黄安方向的敌情越来越紧，他已经两天没合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