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好！嘟喺龙心度\"的感叹句式，暴露了诗人复杂的心态。\"好好好\"的重复排比，既是对文化认同的肯定，又暗含对同质化文化的警惕；\"嘟喺龙心度\"的绝对化表述，则揭示了岭南诗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坚守。这种身份辩证法，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现代性焦虑中能找到回声，但更多了份地域文化的从容。
六、接受的复杂性：方言诗学的传播困境
《龙人》的创作面临着方言诗学的固有困境。粤语特有的词汇（如\"屋企\"、\"嘟喺\"）和语法结构，对非粤语区读者构成了理解障碍。这种困境在何淡如的粤语无情对中就已存在——其\"水部火灾，金司空大兴土木\"的对联，非粤语者难以体会\"水-金\"的五行妙趣。树科的解决方案是强化意象的普适性，如\"飞龙\"、\"五洋\"等意象具有跨文化共鸣潜力。
诗人通过\"诗国条根\"的表述，试图构建方言与普世诗学的桥梁。\"诗国\"概念源自《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此转化为文化共同体的象征；\"条根\"的比喻则保留了农耕文明的文化记忆。这种写作策略与胡适尝试用粤语写诗的探索一脉相承，但更注重文化根脉的当代延续。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龙人》的开放性结尾（\"嘟喺龙心度\"）为读者预留了阐释空间。这种\"未完成性\"符合伊瑟尔\"文本的召唤结构\"理论，但粤语方言的特殊性又限制了阐释的普遍性。如何平衡地域特色与普世价值，成为岭南方言诗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关键命题。
七、传统的创造性：从《诗经》到粤语的基因链
《龙人》对《诗经》的比兴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飞龙喺天\"对应《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的飞升意象；\"五洋屋企\"延续了《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的田园书写。但不同于《诗经》的集体吟唱，树科的诗作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这种转变反映了从口传文化到书写文化的历史进程。
诗人对\"龙\"的诠释，暗合《周易》\"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哲学框架。但将\"龙\"从卦象转化为生存状态（\"五洋屋企\"），体现了岭南文化\"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这种传统资源的当代激活，在马君武用生物学解释神话的诗歌中已有雏形，树科则将其推向了存在主义的维度——龙的存在方式即是人的存在方式。
粤语特有的虚词系统，成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语法桥梁。\"喺\"（在）字的使用，既保留了《楚辞》\"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空间感知，又具有现代存在主义的\"此在\"意味。这种语言创新，证明了方言情趣诗并非简单的语言游戏，而是文化基因的当代显影。
八、现代性的重构：从神话思维到生态意识
《龙人》隐含着从神话思维到生态意识的现代性转型。\"飞龙喺天，一日四海\"的自然观，与《庄子·逍遥游》的宇宙意识一脉相承；但\"五洋屋企\"的生态空间，则揭示了诗人对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当龙从神话符号转化为生态系统的参与者时，我们看到了岭南诗人对\"天人合一\"传统的新解。
诗人对\"村度漫步\"的强调，暗含对城市化进程的批判。这种批判意识在张维屏《三元里》\"下曰土城，日影西斜\"的纪实诗中已有表现，但树科更注重生态美学的建构。\"龙心\"作为生态系统的核心，既是个体精神的寄托，又是整体生态的隐喻，这种双重性体现了生态诗学的深度。
从文化记忆理论看，《龙人》实现了从集体记忆到个体叙事的转化。\"炎黄厚土\"作为集体记忆的符号，在诗中转化为\"龙心\"的个体体验。这种转化策略与鲁迅《故乡》\"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现代性思考形成对话，但更多了份地域文化的温度。
九、比较的视野：岭南诗学的独特性
将《龙人》置于岭南诗学传统中考察，其独特性愈加凸显。与廖仲恺兄长廖凤舒的粤讴创作相比，树科更注重现代诗形的建构；与何淡如的无情对相比，其诗作具有更完整的叙事结构。这种创新并非无根之木，而是扎根于岭南\"重商尚智\"的文化土壤——\"五洋屋企\"的商业空间与\"龙心\"的精神空间形成互补，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实用理性与超越精神的统一。
在当代汉语诗坛中，《龙人》的方言写作策略具有启示意义。当多数诗人沉迷于语言实验时，树科选择回归地域文化基因，这种\"向下扎根\"的写作姿态，与海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向上飞升\"形成有趣对照。两种路径并无高下之分，但岭南诗学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其文化根脉的深度。
从世界诗学视野看，《龙人》的创作策略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地方性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通过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实现了普世价值的传达。但树科的诗作更注重文化符号的转译，这种\"本土化全球化\"策略，为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写作提供了岭南方案。
十、诗学的未来：方言写作的可能性
《龙人》的创作实践，为方言诗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其通过\"龙\"这一文化符号的当代重构，证明了方言并非文化保守的标志，而是创新的动力源。当\"飞龙喺天\"的意象与丹霞机场的现代景观相遇时，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诗人对方言词汇的创造性使用，如\"嘟喺\"、\"村度\"等，为汉语诗歌的语言创新提供了新路径。这些词汇既保留了古汉语的遗韵，又具有现代生活的鲜活感，这种\"活化石\"般的语言状态，正是方言诗学的独特魅力所在。
展望未来，岭南方言诗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传统与现代、地域与普世、语言与思想。《龙人》的实践表明，当诗人能够像树科那样，在\"龙心\"与\"人心\"之间找到平衡点时，方言诗学就能实现从地域文化到人类文化的跨越。这种跨越不是语言的征服，而是文化的对话——正如诗中\"飞龙\"与\"五洋\"的共舞，展现的是不同生存状态的和谐共生。
在丹霞机场的跑道上，《龙人》的诗行仿佛化作升腾的龙影，既带着炎黄厚土的温度，又向着四海的天空伸展。这种\"在地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正是岭南诗学给予当代汉语诗歌的最珍贵礼物。当我们在诗中读到\"好好好！嘟喺龙心度\"时，听到的不仅是粤语的声韵，更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