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部大楼的灰色外墙在晨雾里像块冷硬的铁。林小满攥着口袋里的临时证件，指腹反复摩挲着塑料封皮上“文员苏晓”的名字——这是小李托关系弄来的假身份，照片上的她梳着齐耳短发，戴着黑框眼镜，和平时扎着高马尾、揣着数据本的样子判若两人。
“出示证件。”门口的哨兵抬手拦住她，枪托在地面磕出清脆的响。林小满的心跳漏了一拍，把证件递过去时，指尖沾着的冷汗晕开了封皮边缘的胶水印。哨兵对照着证件看了她两眼，又扫过她胸前别着的“资料整理”胸牌，终于侧身让开：“档案室在三楼西侧，十点前要把1999年的物资档案送到赵少校办公室。”
“知道了，谢谢。”林小满的声音尽量放得平稳，脚步却有些发僵。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墙上的电子钟显示“08:17”，距离档案室管理员换班还有43分钟——这是她和小李算好的窗口期，也是唯一能避开赵少校的时间。
档案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翻找纸张的窸窣声。林小满推开门时，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正蹲在地上整理档案盒，灰白的头发用发夹别在脑后。“你是新来的苏晓？”老太太抬头，镜片后的眼睛眯成条缝，“赵少校交代的1999年物资档，在左手边第三排架子，自己拿吧，我去茶水间泡杯茶。”
“麻烦您了，张姨。”林小满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架子上的档案盒按年份排列，蓝色的标签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她假装翻找1999年的档案，指尖却悄悄滑过1998年的区域——那些档案盒的标签边缘都泛着黄，盒身积着层薄灰，显然很久没人动过。
老太太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时，林小满立刻锁上档案室的门，把“资料整理中”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她搬来椅子，踩在上面够最顶层的档案盒，指尖触到1998年那排最角落的盒子时，盒身晃了晃，掉出张泛黄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废弃，待销毁”。
就是这个。
林小满把盒子抱下来，放在桌上打开。里面的档案大多是军供站的日常报表，翻到第三十页时，一张折叠的信纸从报表里滑出来，落在桌面上。信纸边缘已经脆得像枯叶，上面的字迹却很清晰，是她从小看惯的、父亲林建军的笔迹——笔锋偏细，“建”字的最后一捺总是带着点弧度。
“小满，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
开篇第一句话，就让林小满的眼泪瞬间掉下来，砸在“小满”两个字上，晕开一小片墨痕。她捂住嘴，强忍着不让哭声溢出来，指尖颤抖着继续往下读：
“1998年5月，沈建国找到我，说‘深海’拿着安安的照片威胁他，让他签军用物资调拨单。我知道这是陷阱，却没办法——安安是李哥的命，也是我答应要护住的孩子。我签了单，却在每一张单子的右下角，用铅笔描了个极小的船锚，那是李哥当年教安安画的第一个图案，也是‘深海’的标记，我想留下证据，总有一天能有人发现。”
船锚图案！林小满猛地想起造船厂涂鸦里的鲸鲨，想起沈严吊坠上的船锚，想起父亲铁盒里那张画着船锚的设计图——原来那些散落的符号，都是父亲早就埋下的线索。
“他们让我把物资送到城郊的空壳仓库，我偷偷在每批物资的包装里塞了微型定位器，想着能跟着定位找到‘深海’的老巢。可没想到，6月17号那天，我刚送完最后一批货，就被‘深海’的人控制了。他们说我‘私藏证据’，要我交出定位器的控制权，我没肯，他们就伪造了我的‘自杀’现场，还让沈建国对外说我‘畏罪自戕’。”
“畏罪自戕”——这四个字像把淬毒的刀，扎得林小满心口发疼。她想起小时候邻居窃窃私语“你爸是贩毒自杀的”，想起自己拿着奖状回家却再也没人夸她，想起沈严说“林建军签过调拨单”时的决绝——原来父亲从不是“畏罪”，而是为了保护她，为了收集证据，被人害死，还要背着骂名。
“小满，别恨沈建国。他也是被逼的，他的儿子沈严还在‘深海’手里。如果可以，帮他把沈严救出来，也帮我找到安安，告诉她，她的爸爸李哥不是坏人，是为了抓毒贩才牺牲的。”
“还有，‘深海’的核心秘密，藏在船锚吊坠里。我当年从李哥手里接过安安时，他给了我一个吊坠，说里面有‘深海’的罪证。我把它藏在了……”
信纸的最后几行被撕掉了，只剩下参差不齐的纸边，像个没说完的句号。林小满的手指死死攥着信纸，指节泛白，眼泪把剩下的字迹晕得更模糊。藏在了哪里？父亲没来得及写完，是被“深海”的人发现撕了，还是他故意留下的悬念？
“咚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