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对澳门的求援和郑芝龙的崛起抱有一种复杂的幸灾乐祸的心态。他们乐见葡萄牙人的倒霉，但也切实感到了郑芝龙带来的压力。他们加紧了对马尼拉大帆船航线的保护，同时更加严厉地控制甚至迫害帕里安的华人社区，既是为了防止可能的里应外合，也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发泄。他们暂时选择置身事外，紧守自己的白银堡垒，但不安的阴影始终存在。
而刚刚败退的英国人，则并未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一蹶不振。约翰·韦德尔船长带着惨痛的教训和宝贵的水文资料回到了印度苏拉特。
他的失败报告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引发了震动，但也激起了更强硬的回应。公司董事会认为，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突出，下一次行动必须准备得更加充分。
他们开始筹划组建一支规模更大的远征舰队，并认真研究如何与中国的实权人物——包括那个刚刚听闻的、强大的郑芝龙——打交道，试图找到比炮击虎门更有效的办法。不列颠的狮爪，只是在缩回，等待着下一次更猛烈的挥出。
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大明王朝，反应却显得异常迟钝和分裂。崇祯皇帝和他的内阁深陷于北方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和关外满洲八旗的双重压力之中，财政枯竭，焦头烂额，对于南方海疆的剧变，既无力干预，也缺乏兴趣。
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奏章，有的夸大郑芝龙的威胁，称其“僭越不法，尾大不掉”；有的则为其表功，强调其“靖海有功，贸易增税”。朝廷的态度摇摆不定，最终只能采取鸵鸟政策：既然郑芝龙名义上仍听从招安，并能维持沿海基本秩序、偶尔还能输送些粮饷，便默认其存在，甚至给予一些虚衔以示羁縻。
这种中央的失控和昏聩，客观上为郑芝龙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最大的空间。
站在权力顶峰的郑芝龙，本人也并非高枕无忧。他清晰地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忌惮、仇恨和算计。他知道，眼前的平静是建立在武力威慑之上的，并不牢固。
他继续大力扩张海军，仿造和购买更多西式战舰，组建更专业的炮手队伍。他深知，这支舰队是他一切权力的基石。
他努力经营与明朝地方官府的关系，用金钱和礼物开路，换取默许和支持，同时小心地避免过度刺激朝廷的神经。
他也开始思考更长远的未来。他满足于做一个富可敌国、权倾沿海的藩王吗？还是有着更大的野心？他注意到他的长子郑森（后来的郑成功）日益长大，聪慧英武，且对西学和新事物充满兴趣。他有时会带着这个儿子巡视舰队，教导他航海和治军之道，或许在心中勾勒着某种家族传承的蓝图。
但他也感受到无形的压力。树大招风，他的崛起得罪了太多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都对他虎视眈眈。朝廷内部也多有非议。他看似强大，实则身处漩涡中心，一步踏错，便可能万劫不复。
“这南海，看似被我抚平，实则暗礁密布啊。”某次巡视完舰队回港时，郑芝龙对身旁的心腹感叹道，“西洋人不会死心，朝廷也靠不住。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手里的刀枪和船上的炮。未来的仗，恐怕会更大，更凶险。”
他似乎已经预感到，金门之战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结束。与荷兰人的全面冲突，几乎不可避免。那将不再是针对某个代理人的局部战争，而是两个海上强权之间争夺东亚制海权的决战。
新的风暴，正在南中国海温暖而潮湿的空气里加速酝酿。各方势力都已就位，各自的算盘珠都已拨响。火药桶已经堆满，只等待那一颗最终将其引燃的火星。当风暴真正来临之时，其规模与破坏力，将远超之前的所有冲突，足以决定未来数十年东亚海洋的格局。
故事，在这山雨欲来的压抑氛围中，缓缓落下帷幕，却为下一次更宏大的最终决战，拉开了沉重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