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河笼罩在伦敦特有的、潮湿而阴冷的雾气中，铅灰色的天空仿佛随时会滴下雨水。河面上船只往来穿梭，橹声欸乃，但与里斯本或是阿姆斯特丹那种洋溢着热带香料和海洋冒险气息的港口不同，这里的喧嚣显得更为沉闷、务实，带着一种计算和谋划的基调。
在距离伦敦桥不远的利登霍尔街（LeadehallStreet）一栋不起眼的砖石建筑内，气氛却与窗外的阴冷截然不同。这里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EglishEastIdiaCopay）的总部所在。会议室内壁炉烧得正旺，干燥的热气驱散了寒意，长长的桃花心木桌周围，围坐着公司的董事们。他们身着深色呢绒或丝绸外套，头戴假发，表情严肃，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雾、旧羊皮纸和一种压抑着的、急切的野心。
“……先生们，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主席约翰·芒迪爵士（SirJohMudy）用手指敲打着桌上的一份报告，声音低沉而有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用教皇的一纸敕令和他们的舰队，几乎瓜分了已知世界！荷兰人，那些低地的暴发户，靠着联合起来的资本和不要命的劲头，正在疯狂抢夺香料群岛，把他们的VOC旗帜插得到处都是！而我们，尊贵的英格兰商人，上帝选择的子民，却一直被排斥在东方最丰盛的宴席之外！”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董事，这些人代表着伦敦金融城最雄厚的资本和最精明的头脑。
“我们在印度的苏拉特（Surat）建立了据点，但这远远不够！胡椒和棉布利润丰厚，但真正的财富——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日本的白银——仍然被葡萄牙人守在澳门，被荷兰人虎视眈眈，被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转运！我们绝不能容忍被永远排除在外！”
一位身材肥胖、手指上戴满戒指的董事皱着眉头开口：“但是芒迪爵士，远东的局面错综复杂。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了近百年，与中国官府关系微妙。荷兰人舰队强大，手段凶狠。我们直接闯入，胜算几何？国王陛下和议会，并不愿意与西班牙或荷兰爆发全面战争。”
“我们不需要战争，巴克利先生。”另一位略显消瘦、眼神锐利的董事接口道，他是纳撒尼尔·索尔特（NathaielSalt），公司内“激进派”的代表，“我们需要的是‘直接贸易’！绕过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这些中间商，直接与日本、与中国建立联系！詹姆斯国王陛下授予我们的特许状，赋予了我们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所有地区的贸易垄断权！这理所当然包括中国和日本！”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悬挂的一幅巨大的、但细节粗糙的远东地图前：“看看这里！葡萄牙人的澳门，弹丸之地，却扼守珠江口。他们能和中国贸易，凭什么我们不行？荷兰人一次次尝试进攻澳门失败，说明强攻不是办法。但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直接与广东官府接触，展示我们的诚意和实力，要求获得同等的贸易权利。”
“说得轻巧，索尔特先生。”巴克利哼了一声，“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以傲慢和封闭著称，他们把所有外国人都视为蛮夷。葡萄牙人花了多少年、用了多少手段才获得澳门的居留权？我们如何能轻易打破他们的规矩？”
“正因为他们的规矩可以被‘特殊’打破，我们才更要去尝试！”索尔特反驳道，眼中闪烁着冒险家的光芒，“葡萄牙人能做到，说明中国人并非铁板一块。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动，或者……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和力量，让他们不得不正视我们！别忘了德雷克船长和霍金斯船长当年的‘生意’，最初不也被西班牙人视为海盗吗？结果呢？”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索尔特的话触动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冲动——一种混合着清教伦理的勤奋、对财富的极度渴望、以及一种挑战旧秩序、开拓新天地的冒险精神。与结构严谨、国家背景浓厚的荷兰VOC相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更带有一种“特许私营”的野蛮生长气息，更加灵活，也更敢于冒险。
芒迪爵士抬起手，制止了争论：“先生们，讨论到此为止。风险确实存在，但机遇更大。我们不能坐视荷兰和西班牙瓜分远东。议会和国王陛下都希望看到公司带来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无尽的谨慎和观望。”
他拿起桌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sealedorders（密封的命令），目光变得决绝：“因此，董事会决定，派遣一支精干的远征队，前往东方。任务目标：第一，尝试与日本建立直接贸易联系，我们知道他们欢迎外国船只（除了天主教徒）；第二，如果可能，前往中国海岸，设法与广东当局接触，要求开放贸易。”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鉴于中国情况的复杂性，董事会授权舰队指挥官，在必要时可以展示武力，以强调我们的决心，打破葡萄牙人的谎言和阻挠。但切记，首要目标是贸易，而非战争。要谨慎，更要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