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春，汴梁贡院外的朱雀大街上，杏花如雨般飘落，却盖不住人群的喧哗。数百名身着儒衫的考生围在红榜前，有的踮脚张望，有的双手合十祈祷，还有的捧着经书反复核对——这是宋太祖登基以来的第五次科举放榜，也是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而年过七旬的赵烈，正拄着拐杖站在街角的茶摊旁，手里攥着一卷《五代科举考》手稿，目光在红榜与人群间流转，仿佛在对比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中了！俺中了！”一阵激动的呐喊突然响起。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儒衫的年轻书生，捧着榜单痛哭流涕，他叫张师德，是曹州寒门子弟，父亲是佃农，为了供他读书，卖了半亩薄田。此刻他跪在地上，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头，泪水混着泥土，却难掩眼中的光芒。
赵烈走上前，递过一方干净的帕子：“后生，恭喜了。”
张师德接过帕子，擦了擦脸，认出赵烈——去年科举前，他曾在国子监听过赵烈讲五代科举的往事。“赵公！您也来了！”他激动地说，“若不是您去年说‘大宋科举不问出身’，俺还不敢来应试呢！俺村里的老秀才说，这要是在五代，俺连贡院的门都进不来！”
赵烈点点头，想起后唐天成三年（928年）的科举——那时他随李嗣源的使者去洛阳，见贡院外满是世家子弟的仆从，寒门士子只能在街角徘徊，连看榜单的资格都没有。“五代时，科举要‘五人联保’，还得有三品以上官员推荐。”他翻开《五代科举考》，指着上面的记载，“后晋天福年间，我在幽州见过一个老儒，考了一辈子科举，却因没有官员推荐，始终没能参加殿试，最后郁郁而终。”
张师德凑过去，看着手稿上的字迹，忍不住感叹：“还是大宋好！今年录取了一百二十人，寒门子弟占了七十人，比去年还多！俺听说，陛下（赵匡胤）特意下旨，‘凡有真才实学，无论出身，皆可录取’，还把录取名额增加了三倍，这在五代想都不敢想！”
正说着，一阵马蹄声传来。主持科举的宰相薛居正带着随从巡查，见到赵烈，赶紧翻身下马：“赵公，您怎么也来凑这份热闹？”薛居正是后周旧臣，曾参与《旧五代史》编纂，与赵烈是旧识。
“老夫是来看看，大宋的科举，到底比五代强在哪里。”赵烈笑着说，“刚才听这后生说，今年录取了一百二十人，比后周显德年间多了三倍，是真的吗？”
“是！”薛居正点头，领着赵烈走向贡院，“陛下说，‘乱世靠武，治世靠文’，如今大宋一统在即，需要更多文人治理地方，所以特意扩大录取规模。不仅如此，今年还完善了‘糊名誊录’——考生的名字用纸条糊住，考卷由誊录官用朱笔抄写，考官看不到原卷，连笔迹都认不出，彻底杜绝了舞弊。”
走进贡院，赵烈看到数十个书吏正在整理考卷，有的在核对朱卷与墨卷，有的在登记录取考生的信息。薛居正指着一个正在工作的书吏：“那位是国子监博士李昉，负责考卷的终审。今年有个世家子弟，文章写得极好，却因引用典故有误，被李博士驳回，最终没能录取。换做五代，这样的子弟早就考官系中第了。”
赵烈想起后梁开平年间的科举舞弊——那时的考官收受贿赂，把“录取名单”提前卖给世家子弟，有的考生甚至没进考场，就能中第。“如今这般严谨，确实能选出真才。”他在手稿上写下：“宋初开宝元年，科举录取百人，寒门占半，糊名誊录完善，废荐举之制，此乃‘重文’之始，破五代‘士族垄断’之弊。”
午后，赵烈随薛居正来到国子监。这里原是后周的“国子学”，如今经过扩建，已成为大宋最高学府，院内满是读书声，有的学子在背诵《论语》，有的在讨论经义，还有的在临摹冯道刻印的九经。
“赵公请看，这是今年新招的国子监生。”薛居正指着一群年轻学子，“其中有三十人是寒门子弟，陛下特意赐给他们‘廪膳’——每月有两石粟米、一贯铜钱，不用再担心温饱。五代时，国子监生都是世家子弟，寒门子弟连门槛都摸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