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冬，江陵城外的长江渡口，寒风卷着江雾，打在过往商旅的棉袍上，却挡不住码头的热闹——数十艘商船整齐地停靠在岸边，船夫们忙着装卸货物，有来自中原的粟米、布匹，有来自南唐的茶叶、瓷器，还有来自后蜀的蜀锦、药材。码头上的税吏穿着青色官服，手持账簿，有条不紊地登记税额，既不苛责，也不拖延，与其他政权“官吏勒索、商旅避之”的景象截然不同。
“这就是南平的江陵渡？果然名不虚传！”一个穿着后唐军官服饰的汉子站在渡口旁，望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感叹。他正是奉命出使南平的赵烈，此时的他还在李嗣源麾下任禁军都虞候，因南平刚被后唐封为“荆南节度使”，李嗣源特命他前来“宣抚”，实则是观察这个夹缝小国的动向。
“这位官人是从洛阳来的吧？”一个挑着货担的老汉走过来，笑着问道。老汉是江陵本地的货郎，常年在渡口摆摊，见多识广。“看您的服饰，像是后唐的官爷。俺们南平虽小，却最是安稳，官爷尽管放心。”
赵烈眼前一亮，问道：“老汉，南平为何能在这乱世中安稳？我听说周边的后唐、南唐、后蜀都比它强，就没想着吞并它？”
老汉放下货担，掏出一块烤红薯递给赵烈，缓缓说道：“这都是高王（高季兴）的功劳啊！高王常说，‘荆南地狭，唯有守和，方能存国’。这些年，不管是后梁、后唐，还是南唐、后蜀，高王都不得罪，谁强就依附谁，谁弱也不欺负，还把江陵渡打理得好好的，让商旅都来这里交易，俺们百姓也能跟着过安稳日子。”
这番话，让赵烈对高季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跟着老汉来到渡口旁的茶馆，点了一壶热茶，听老汉细说南平的生存之道——
唐天佑三年（906年），高季兴随朱温攻破江陵，被任命为荆南留侯。当时的荆南，历经战乱，仅剩下江陵一城，人口不足万户，农田荒芜，百姓逃亡。高季兴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招抚流民”：他下令“凡回归故里者，免赋税三年，官府提供种子、农具”，还派人修复江陵的城墙和水利，让百姓得以安居。
“俺就是那时跟着爹娘从襄州逃来的。”老汉回忆道，“当时襄州被后梁军队劫掠，俺家的房子被烧，粮食被抢，一路乞讨来到江陵。高王的人不仅给俺们发粟米，还分了两亩荒田，俺爹娘才有了活路。如今俺家有五亩田，还在渡口摆摊，日子比在襄州时好多了。”
高季兴深知，荆南地处长江中游，是中原、南唐、后蜀之间的交通枢纽，商路是荆南的命脉。因此，他格外重视保护商路，在江陵、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设立“驿站”，派士兵保护商旅，防止盗贼抢劫；还规定“商税仅收十分之一，不得额外勒索”，吸引了大量商旅前来交易。
“您看那艘大船，是南唐的茶商，每月都来江陵卖茶叶。”老汉指着渡口的一艘商船，“还有那艘小些的，是后蜀的锦商，专门把蜀锦卖到中原。这些商人都说，荆南的商税最低，最安全，就算绕道也要来这里。俺们江陵的商户，一半以上都靠招待商旅过活，日子安稳得很。”
赵烈想起出发前，李嗣源曾对他说“荆南虽小，却扼守长江要冲，不可轻视”，如今看来，高季兴正是靠着“商路兴邦”，让南平在夹缝中站稳了脚跟。他在随身的记事本上写下：“南平之兴，在高季兴‘以商养民，以和存国’。地狭而不弱，国小而安稳，实为乱世罕见。”
正说着，茶馆外传来一阵马蹄声，一队穿着南平军服的士兵护送着一辆马车经过，车帘掀开一角，露出一个穿着紫色官袍的老者——正是南平王高季兴。他刚从城外的农田巡查回来，脸上带着泥土，丝毫没有帝王的架子。
“高王！”老汉赶紧起身行礼，其他茶客也纷纷起身，眼神里满是敬重。高季兴看到众人，笑着摆手：“都坐吧，不必多礼。今年的麦子长势不错，大家再辛苦些，年底定能有个好收成。”
赵烈趁机走上前，躬身行礼：“后唐禁军都虞候赵烈，奉明宗陛下（李嗣源）之命，前来宣抚南平，见过南平王。”
高季兴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扶起赵烈：“原来是赵将军，久仰大名！听说将军在柏乡之战中立过大功，快随本王回府，咱们好好聊聊。”
在南平王府的议事厅里，高季兴与赵烈相对而坐，桌上摆着江陵特产的“碧涧茶”和“橘饼”。高季兴开门见山：“赵将军，明宗陛下派您来，是担心本王有异心吧？”
赵烈也不隐瞒：“南平地处要冲，夹在多国之间，明宗陛下确实想知道，南平今后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