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天色微熹，第七农场通往嫩江县的土路上，一辆拖着挂斗的“东方红”拖拉机正“突突突”地颠簸前行。廖奎和谢薇坐在挂斗一侧，身下垫着厚厚的干草，随着车辆的起伏微微摇晃。这是场里去县里拉化肥的车，他们正好搭个顺风。
路两旁的景致，与农场内部单一的田垄和荒原渐渐有了不同。开始出现更多连绵起伏的矮丘，一片片白桦林和柞树林点缀其间，偶尔能看到规模小得多的村庄，土坯房聚集在一起，房顶冒着细细的炊烟。田间劳作的农民身影也多了起来，远远望去，如同移动的黑点。这景象，比之农场那种高度组织化、半军事化的氛围，多了几分属于传统农耕的、略显散漫的生气。
拖拉机轰鸣着，卷起漫天黄尘，开了约莫两个多小时，前方地势渐趋平缓，房屋也变得密集起来。中午时分，嫩江县的轮廓终于出现在视野里。
与农场驻地相比，县城无疑要“繁华”得多。虽然同样是低矮的平房为主，但终于有了像样的一条主街——坑洼的柏油路两旁，分布着邮局、挂着红字招牌的国营饭店、门面稍大的百货商店，以及挂着白底黑字牌子的县革委会、派出所、卫生院等机构。街上行人明显增多，自行车铃铛声、马车轱辘声、以及偶尔传来的、压低了声音的、农民用土篮子蹲在街边卖鸡蛋或山货的私下交易（这种行为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受到严格限制，但仍在地下存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带着紧张感的、压抑的嘈杂。墙壁上刷满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等标语，墨迹淋漓，有些是新刷上去的，有些已经斑驳。
两人在县城入口处谢过司机，跳下了拖拉机。双脚踩在略显坚硬的柏油路面上，看着眼前人来人往的景象，竟有片刻的恍惚。农场里日复一日的劳作、潜伏的危机与压抑的政治氛围，与眼前这虽然粗糙却带着一丝扭曲生活气息的场景，仿佛是两个世界，却又被同一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束缚。
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立刻提醒他们，表象之下，本质未变。街道墙壁上，那些刺目的标语和口号，墨迹新旧不一，无声地宣告着时代的主题。派出所和县革委会门口，有戴着红袖章、表情严肃的人员在注意着过往行人。那种无形的、紧绷的弦，同样笼罩在这座边境小城的上空，甚至因为人口更密集、机构更齐全而显得更加具体。
他们默默地将这条主街的布局、主要机构的位置，尤其是邮局、县革委会、派出所和卫生院，牢牢刻印在脑海里。这些地方，在未来某个时刻，或许都会成为关键的信息节点或需要规避的风险点。
腹中传来饥饿感。两人对视一眼，朝着那家招牌上写着“嫩江国营饭店”的店面走去。
掀开厚重的棉布门帘，一股混杂着油烟、饭菜和消毒水味道的热气扑面而来。店面不大，摆着七八张油腻的方桌，已经坐了不少人。墙壁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和毛主席像。服务员是个穿着白围裙、脸色淡漠的中年妇女，正拿着抹布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柜台。
他们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墙上的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今日供应：猪肉白菜饺子（三两粮票，两毛钱），素面（二两粮票，八分钱），炒土豆丝（一毛钱，收粮票半两），高粱米饭（按两收粮票和钱）。
“四两饺子，一份炒土豆丝，二两高粱米饭。”廖奎对走过来的服务员说道，同时递过去相应的钱和全国粮票。
服务员接过，瞥了一眼，没说话，转身朝后厨窗口喊了一声，然后将一张写着号码的小纸条扔在桌上。
等待的间隙，他们安静地观察着四周。邻桌是几个穿着劳动布工装、像是工厂职工的汉子，正就着炒花生米低声说话，偶尔抿一口散装白酒；另一桌是一对带着孩子的农民夫妻，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别人桌上的饺子。各种声音、气味、景象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特定年代下真实而压抑的社会剖面图。
饺子端上来了，个头不小，面皮略厚，但馅料还算实在。炒土豆丝油光锃亮，带着股锅气。这是他们来到北大荒后，第一次在“外面”的馆子吃饭。味道谈不上多好，但这份属于正常市井生活的、久违的体验，却让两人心中生出些许难以言喻的感慨。
他们慢慢地吃着，感受着这短暂而真实的“烟火气”，但内心深处却无比清醒。
站在嫩江县的街头，置身于这久违却又带着特殊时代印记的喧嚣之中，他们知道，采购书籍、布料和改善生活的零碎，只是此行的明线。利用这次难得的外出机会，更仔细地观察这个外部世界，探寻任何一丝可能对未来“制造身份”有用的线索或渠道，才是他们心底真正的、绝不能宣之于口的暗线。
第一步，已经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