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燥热而突兀。仿佛前几日田野里还摇曳着灌浆的麦穗，转眼间，毒辣的日头就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被烤焦的尘土味，混合着路边野草被晒蔫后散发出的、略带苦涩的青气。蝉鸣声从早到晚撕心裂肺地聒噪着，像无数根细针扎进昏沉沉的脑袋。柳林镇中学的教室里，老旧吊扇有气无力地旋转着，搅动起粘稠的热浪，却带不来丝毫凉意。吴普同趴在课桌上，汗水顺着鬓角流进脖颈，背上的棉布衬衫早已湿透，紧紧贴在皮肤上。他努力集中精神，想听懂讲台上物理老师画的那些复杂的滑轮组和杠杆图，可眼前那些扭曲线条和符号，在蒸笼般的热气里，像水波一样晃动模糊。周建军老师坐在教室后面，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袖口挽着，额头上也沁着细密的汗珠，目光沉静地扫视着教室里昏昏欲睡的学生。
就在这闷热难熬的午后，一个消息像一阵带着火星的干热风，瞬间席卷了西里村：村南头那个终日黑烟滚滚、机声隆隆的砖窑厂，停了！
起初没人相信。那窑厂是刘万福刘老板前几年承包的，红火得很，养活了大半个村子的壮劳力。吴建军就是其中一个。可很快，消息被证实了。窑厂那根高耸入云、日夜喷吐黑烟的大烟囱，真的沉寂了下来。窑门紧闭，巨大的制砖机也哑了火。厂区里没了往日热火朝天的喧嚣，只剩下几条无精打采的狗在空旷的场地上游荡。窑厂门口贴出了一张红纸告示，大意是刘老板不再续包，要去城里享清福了，感谢大家多年的辛苦，工钱已全部结清，一分不欠。
“一分不欠”这四个字，在燥热的空气里，像一块冰投入滚油，激起了复杂的涟漪。人们聚在村口老槐树下，摇着蒲扇，议论纷纷。有骂刘万福不地道，说扔就扔下这么大摊子的；有庆幸工钱没被卷跑的；更多的是茫然和焦虑——窑厂没了，这地里的活计刚闲下来，上哪儿找活干去？拿什么买化肥，给孩子交学费？
吴建军蹲在自家院子的阴凉地里，沉默地抽着旱烟。他刚从窑厂领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工钱，几张簇新的“蓝精灵”（百元大钞）和一把零票，厚厚实实的一沓，揣在怀里却感觉沉甸甸的。汗水顺着他黝黑脖颈上的沟壑流进洗得发白的汗衫领口。他看着墙角那辆依旧油光锃亮、却因为天热路烫而蒙了层细尘的永久二八自行车，又抬眼望了望毒日头下白晃晃的院子，眉头拧成一个解不开的疙瘩。窑厂的活是累，是脏，是热，可那毕竟是按月拿钱的营生，是家里除了那几亩薄田之外，最稳定的进项。新房子盖起来欠下的饥荒（债务）刚还清没两年，吴普同上了初中开销更大，吴小梅和吴家宝也都念着书……这窑厂一停，像抽掉了家里一根顶梁柱。一股无形的压力，比这盛夏的酷暑更令人窒息，沉甸甸地压在了吴建军的心头。
一连几天，吴建军都没怎么说话。他早出晚归，顶着烈日去邻村打听零活，去镇上转悠，可带回来的消息总是不尽人意。要么是工钱太低，要么是工期太短，要么就是人家早就找好了人。李秀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只能默默地多做些家务，把饭食弄得更精细些。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
这天傍晚，吴建军推着车从镇上回来，车把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尼龙袋子。他没像往常一样直接进屋，而是把车子支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吴普同好奇地凑过去看。
袋子里装的，竟然是一大块形状不规则的、厚厚的白色泡沫板！还有一些长短不一、边缘粗糙的深褐色三合板（做门剩下的边角料），几根细铁丝，一小盒钉子，甚至还有一小瓶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胶水（可能是木工用的白乳胶或者更简陋的浆糊）。
“爹，这是啥？”吴普同不解地问。
吴建军没抬头，用手指仔细地丈量着泡沫板的尺寸，又从裤兜里摸出一小截用秃了的铅笔头，在泡沫板上歪歪扭扭地画着线。他的动作很慢，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
“做点东西。”吴建军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接下来的两天，吴建军几乎把自己关在了前院那间堆放杂物的配房里。里面传来锯子切割木头的“刺啦”声，锤子敲打钉子的“叮当”声，还有泡沫被掰断时发出的“咔嚓”声。声音断断续续，有时会停顿很久，似乎主人在思考和反复比划。吴普同放学回来，偶尔会扒着门缝往里看。只见父亲蹲在地上，额头上全是汗珠，后背的汗衫湿透了一大片。他正用那把豁了口的旧锯子，费力地锯着一块三合板，木屑纷纷扬扬地落在他沾满灰尘的裤腿上。地上散落着锯好的木条、裁成方块的泡沫板、弯曲的铁丝，还有那个白色的尼龙袋。一个粗糙的、长方体形状的东西，正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中一点点成型。
第三天傍晚，吴建军终于从那间充满木屑和胶水味的小屋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捧着一个……奇怪的箱子。
箱子主体是那个厚厚的白色泡沫板挖空内芯做成的，外面严丝合缝地用那些三合板边角料钉成了一个坚固的木框外壳。盖子也是三合板做的，边缘用粗糙的、带着毛刺的细木条加固，还用几个捡来的、生了锈的小合页固定在箱体上。盖子中央，甚至用铁丝拧了一个简易的提手。箱子看起来笨重而简陋，像一件出土的原始工具，接缝处歪歪扭扭，三合板的毛边也没打磨光滑。但它的结构异常结实，盖子盖上去严丝合缝。
“爹，这……这是啥？”吴普同看着这个怪模怪样的箱子，更加疑惑了。
吴建军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盖子。一股淡淡的、新木头和泡沫混合的气味散发出来。他拍了拍箱子厚厚的泡沫内壁，又用手按了按盖子，确保盖紧后一丝缝隙都没有。他那张被汗水和木屑弄得有些斑驳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极其微弱的、带着疲惫的释然。
“保温箱。”他吐出三个字，声音依旧低沉，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明儿个，去试试。”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东方刚泛起鱼肚白。吴建军已经把那辆永久二八推到了院子里。他把那个自制的、笨重的保温箱用几根结实的麻绳，横着牢牢地捆在了自行车的后衣架上。箱子很大，几乎把整个后衣架都盖住了。他又从屋里拿出一个同样捆扎得结结实实的白色大泡沫箱（这个应该是从镇上冷库批发冰糕时专用的保温箱），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制的大箱子里。然后，他掀开盖子，从堂屋端出一个沉甸甸的大号铝盆，里面是半盆碎冰块，哗啦一声倒进了大泡沫箱与自制保温箱之间的空隙里。冰块撞击着泡沫板，发出清脆的声响。最后，他才把那个装着冰糕的小泡沫箱稳稳地放在碎冰中间，盖紧自制保温箱厚重的盖子。
做完这一切，吴建军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他看了看天色，又回屋拿出一个掉了漆的军绿色铝水壶，灌满凉白开，挂在车把上。再揣上两个昨晚剩下的凉窝头，用一块旧布包好，塞进车把前的网兜里。他拍了拍后衣架上那个巨大的、有些滑稽的保温箱，像是在确认它的稳固。
“我走了。”他对闻声起来的李秀云说了一句，声音平静。
李秀云看着丈夫推着那辆被巨大箱子压得后轮都有些瘪的自行车走出院门，高大的身影在熹微的晨光里显得有些佝偻。她张了张嘴，最终只轻轻叹了口气。
吴普同站在屋门口，看着父亲消失在村口被晨雾笼罩的小路上。那巨大的保温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笨拙而坚定地向前移动着。车轮碾过土路，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好奇，有担忧，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父亲那沉默的背影和那个粗陋却凝聚着心血的保温箱，像一幅沉重的画，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那一天，对吴普同来说格外漫长。教室里闷热依旧，蝉鸣刺耳。他努力听着课，思绪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村外。父亲推着那么重的箱子，顶着烈日，走街串巷，会有人买他的冰糕吗？那箱子真的能保温吗？冰糕会不会化了？会不会被村里那些调皮孩子笑话？一个个问号像小虫子一样啃噬着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