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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年关·冻土下的赌注(1 / 2)

腊月的风,像蘸了冰水的鞭子,在西里村光秃秃的树梢间抽打着,发出尖利的哨音。空气里,属于年的味道,却在这种干冷的鞭笞下,顽强地、一丝丝地弥漫开来。谁家灶房里飘出了熬制麦芽糖的焦甜香气;谁家在“砰砰砰”地用力捶打新蒸的年糕,那沉闷的声响带着一种扎实的富足感;偶尔一声突兀的“二踢脚”炸响,带着硫磺的辛辣味划破沉寂,引得村里的狗一阵狂吠——那是心急的半大小子偷摸放响的,算是给沉寂的冬日村庄提前撕开了一道喜庆的口子。

吴普同裹着厚厚的棉袄,袖口和前襟蹭得油亮,抄着手,缩着脖子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刚领了成绩单从学校出来,那张薄薄的纸片揣在怀里,像一块冰,贴着皮肉,凉飕飕的,一路凉到心里头。孙老师念到“王小军,第一名”的时候,声音里带着惯常的、对好学生的赞许。王小军那小子,脸颊冻得通红,嘴角却抑制不住地向上翘着,在全班同学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中走上讲台,接过了那张印着鲜红“三好学生”字样的奖状。那奖状崭新的纸页,在昏沉的教室里仿佛自带光芒,刺得吴普同眼睛有点发酸。

他又一次,两手空空。成绩单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数字,离王小军的总分差着一大截。孙老师发完成绩单,只说了句“回家都好好过年”,就宣布放了假。没有批评,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可这种无声的忽略,比挨一顿训斥更让他难受。他低着头,混在涌出教室的人流里,王小军那得意洋洋、被几个同学簇拥着的身影在他前面晃,像一根扎眼的刺。

“小普同!走啊,去二胖家看电视去!今天好像要重播‘三打白骨精’!”王小军回头喊他,手里扬着那张崭新的奖状,笑容灿烂,似乎完全没注意到吴普同低落的情绪。

“不去了。”吴普同闷闷地应了一声,把脑袋往破棉袄的领子里又缩了缩,像只躲避寒风的鹌鹑,“家里…家里有事。”

“哦,那行吧。”王小军也不在意,转头跟栓柱、铁蛋他们嘻嘻哈哈地跑远了,笑声在寒冷的空气里格外清脆。

吴普同磨磨蹭蹭地往家走。路过村西头老支书家那贴着褪色门神画的大门时,看到王小军的娘正拿着浆糊,喜气洋洋地把那张崭新的“三好学生”奖状往堂屋正对着大门的墙上贴。旁边,还贴着去年那张,已经有些泛黄卷边了。两张奖状并排,像两枚闪亮的勋章,炫耀着王小军的“战绩”。吴普同赶紧低下头,加快了脚步,心里那股子酸涩和失落像发酵的面团,越胀越大。

进了自家那低矮的院门,一股混合着蒸腾水汽和碱面味道的暖烘烘的气息扑面而来,暂时驱散了身上的寒意。母亲李秀云正站在热气弥漫的灶台前,用力揉着一大团蒸好的黄米面年糕,脸颊被灶火映得通红,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旁边的大锅灶里,柴火烧得正旺,锅里咕嘟咕嘟煮着什么东西,散发出浓郁的肉香。

“回来啦?”李秀云抬头看了他一眼,“成绩单呢?拿来娘看看。”

吴普同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那张被他攥得有些发潮的纸,递了过去。李秀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成绩单,凑到灶膛透出的火光前,眯着眼看了半天。她的眉头微微蹙起,嘴唇无声地翕动着,似乎在计算着上面的分数。最终,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成绩单折了折,随手塞进了灶台边用来引火的旧纸堆里。

“去,把灶膛的火拨旺点,锅里炖着肉呢。”李秀云的语气听不出什么波澜,又低头用力揉起那团粘稠滚烫的年糕面团。

没有预想中的责备,甚至没有失望的叹息。母亲这种近乎漠然的平静,让吴普同心里那团发酵的失落感,瞬间泄了气,却又变成另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堵在胸口。他默默蹲到灶膛前,拿起烧火棍,拨弄着里面红彤彤的炭火。火焰跳跃着,舔舐着漆黑的锅底,映着他有些茫然的脸。锅里炖肉的香气越来越浓,是平日里难得闻到的荤腥味,可此刻闻在鼻子里,却勾不起他多少食欲。

腊月二十三,祭灶。腊月二十四,扫房子。腊月二十五,做豆腐……年关的脚步一天紧似一天。村里的年味也肉眼可见地浓厚起来。家家户户忙着扫尘除灰,把积攒了一年的破败晦气扫出门外;蒸馒头、蒸年糕、炸丸子、炸麻花,油香混合着蒸汽弥漫在村庄上空;写春联的红纸和墨汁的独特气味,也开始在空气中浮动。孩子们是最快乐的,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揣着家里刚炸好的、还温热的麻花或丸子,在村道上疯跑追逐,放零星的鞭炮,笑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

吴普同也淹没在这份喧嚣里。失落被暂时搁置。王小军那张刺眼的奖状,在年关汹涌的“好吃好玩”面前,似乎也褪色了。他跟着栓柱、铁蛋他们,在结了厚厚一层冰的洼地里滑冰,摔得屁股生疼也哈哈大笑;揣着母亲塞给他的几块水果糖和一把炒花生,和小伙伴们分享、交换,嘴里甜丝丝的;除夕夜里,守着家里那台小小的、只能收到一个模糊不清频道的收音机,听里面传出热闹的戏曲和拜年声,等着父亲吴建军难得大方地放几个“二踢脚”和“窜天猴”。当五颜六色的光球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响、坠落,短暂的绚烂照亮了院子里光秃秃的枣树和积着薄雪的屋顶,那一刻,吴普同的心也被这喧嚣和光亮填满了,只觉得过年真好。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就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穿上母亲特意翻新浆洗过的棉袄(虽然袖口还是接了一截),跟着父亲去给村里的长辈们磕头拜年。收获几毛压岁钱,几块硬邦邦的水果糖,几句“又长高了”的客套话。然后就是和小伙伴们汇合,挨家挨户去“扫荡”那些摆在堂屋桌子上的瓜子和花生,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王小军也混在人群里,嘻嘻哈哈,仿佛那张贴在墙上的奖状已是遥远的过去,两人又恢复了勾肩搭背、追逐打闹的状态。时间在喧腾的吃喝玩乐中,飞快地流逝,快得让人抓不住。

然而,这份属于孩童的、无忧无虑的年节喧嚣,似乎并未真正感染到父亲吴建军。他依旧沉默,甚至比平日更添了几分凝重。拜年回来,他常常一个人蹲在院子的角落里,对着那几件闲置了一冬的农具——磨得锋利的镰刀头、被手掌磨得油亮的锄把、还有那辆承载了无数重量的排车——默默地抽烟。劣质烟草辛辣的味道在清冷的空气中弥漫。他的目光越过低矮的土坯院墙,投向村外那片覆盖着薄雪、在冬日阳光下泛着灰白光晕的田野。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休憩的土地,倒像是在审视一片即将开战的疆场。

正月初五刚过,年味还未完全消散,空气中还残留着爆竹的硫磺味和油腻的饭菜香。这天傍晚,吃过简单的饭食,吴普同正蹲在灶膛前,用烧火棍拨弄着余烬里几颗烤得焦香的红薯,满足地嗅着那诱人的甜香。父亲吴建军和母亲李秀云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低声说着话。

“……真决定了?”李秀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