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登基前三日，春寒未散。
六部照例呈报春汛河工预算，案牍如山堆在政事堂长案上。
谢云归一早入宫，指尖抚过那份工部奏本，眉头微蹙——南渠疏浚，竟仍批给了恒通营造。
他合上本子，声音不重，却像刀锋划过冰面：“这商号去年因贪墨被查，账目牵出郑敬之三名亲信。如今主子倒了，狗腿子反倒活得更滋润？”
工部尚书拱手，额角渗汗：“殿下明鉴，此乃旧例……历年皆由恒通承建，工艺熟稔，工期有保。”
“旧例？”谢云归冷笑，“裴文昭用旧例杀新人，你们现在要用旧例护旧人？我问你，若今日竞标，恒通凭何胜出？是价低？质优？还是背后有人？”
满堂寂静。没人敢接话。
他提笔朱批，四个字力透纸背：驳回，重议。
“即日起，所有千石以上河工项目，必须公开竞标，公示三日，百姓可实名异议。谁再敢绕开章程，别怪监察院的鞭子不认人。”
退堂后，陆知微已等在外。
她一身素青官服，发髻简束，手里拎着两个刑部书吏，直奔工部库房。
“开门。”她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
守库老吏支吾推诿，她直接亮出腰牌：“奉七王令，查近三年物料采买账册，拒不开门者，以妨公务论。”
铁锁应声而落。
三个时辰后，陆知微站在政事堂中央，红笔圈出的十七处虚增单价摊在桌上，每一笔都对应一笔流向不明的银两。
“石灰每车加价三十贯，桐油翻倍，连竹篾都贵出市价四成。”她抬眼，目光如刃，“不是旧例难违，是有人不想换。”
她顿了顿，环视诸臣：“你们嘴上说着新政，背地里还在吃老一套。百姓修条水渠要多掏三成钱，就为了养你们这些蛀虫？”
无人作答。
当晚，苏锦黎坐在王府西阁，烛火映着她沉静的脸。
窗外雨声淅沥，她手中握着一份薄纸，是赵九龄送来的密报。
新政推行月余，朝堂震动，可民间却风平浪静。
百姓口中只有一句：“雷声大，雨点小。”
她不信雷声会空响。
“赵九龄呢？”她问。
“回来了，在外候着，受了伤。”
门开，赵九龄撩袍进来，左臂缠布，血迹斑斑。
他神色平静，递上一本册子：“查清楚了。城西百姓集资修桥，里正拦下，说要‘备案’，不然算私筑，要罚银十两。”
“备案？”苏锦黎眉梢一动。
“对。可府衙根本没有备案章程。倒是三班衙役设了个‘合规费’，每项工程抽两成，美其名曰‘新政协调银’。”
她冷笑出声：“打着我的旗号敛财？”
“不止。”赵九龄继续道，“我乔装去老孙记茶肆，听几个泥瓦匠闲聊，顺藤摸瓜找到收钱的经办皂隶。录下口供，返程时被人截杀。黑衣蒙面，刀法狠辣，不是寻常泼皮。”
“韩明远救的你？”
“嗯。他的人一直暗中跟着。”
苏锦黎沉默良久，将名单抄录一遍，封入信函。
次日清晨，她亲自将信交到谢云归手中。
“清君侧容易。”她说，“砍几个大臣，换几块牌子，不过一纸诏书。可这些附骨之疽，藏在衙门角落里吸血，百姓看不见上头的光，只尝得到
谢云归接过信，指节微微发紧。
“你说得对。真正的变革，不在金殿之上，而在一条渠、一座桥、一纸契书之间。”
午后，大理寺重审张氏冤案。
萧澈穿了一身素袍，未带仪仗，悄然坐在偏堂。
堂上农妇张氏跪地，声音颤抖：“民妇丈夫三年前种田纳粮，从无拖欠。只因不肯把地签给里正的表兄，就被诬偷税，关进大牢……他本有咳疾，狱中无药，活活拖死。”
那推官年约五旬，鬓角花白，听着竟嗤笑一声：“你们这些泥腿子，也配讲法？新律是给你们用的？真当自己能跟士绅平起平坐了？”
萧澈的手按在扶手上，指节泛白。
他没有发作，只是静静听完全过程，看那推官如何曲解条文、如何拖延程序、如何用一句“惯例”堵住百姓之口。
退庭后，他召见谢云归。
“拟令。”他声音低哑，却清晰，“凡地方官吏，拒绝适用《民诉通则》《赋役新规》者，暂免职衔，送监察院轮训。首犯警告，再犯革职，三犯入罪。”
“是。”
当夜，十一人落马的消息传遍京城。
有的是多年老吏，有的是科举出身，皆因一句“不懂新法”或“旧例为先”被摘去顶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