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她还不知道，“不同”会成为往后半生反复思索的命题。在日内瓦的课堂上，历史老师用幻灯片展示西方各国的议会大厦，说“民主是让每个公民都能发出声音”；经济学教授列举西方国家的Gdp增长曲线，说“富裕是民主制度结出的果实”。坐在课堂里的她，悄悄埋下一个念头：等自己长大，一定要把这些“好东西”带回新国，和哥哥一起让百姓过上像瑞士人那样的日子。
于是，她成了图书馆里最勤奋的学生，从《论法的精神》读到《民主主义与教育》，从西方议会制研究到福利国家政策，笔记记满了整整二十个笔记本。周末时，她会去日内瓦湖边的广场，看民众举着标语进行和平游行，听街头艺人弹唱关于自由的歌谣；也会去当地的社区服务中心，看志愿者为移民提供语言培训，看老人在公园里悠闲喂鸽子。每一次观察，都让她对“民主”与“富裕”的向往更深一分。
毕业前夕，哥哥从新国打来电话，声音比几年前沉了些：“小静，回来吧。新国需要你。”那时的新国刚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西方制裁像张密不透风的网，粮食短缺、工业停滞。京静没有犹豫，收拾好行李，告别了生活十年的瑞士，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机场外的道路坑坑洼洼，路边广告牌上“永远跟随领袖”的标语被风吹得卷了边。京静跟着哥哥的车队穿过市区，看到民众的欢呼，也看到穿着旧衣服的孩子，更看到了祖国工业的落后。她忽然发现，课本里的理论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条比阿尔卑斯山更难跨越的鸿沟。
回到新国后，京静成了哥哥的特别助理，负责制定民生与教育政策。她想参照瑞士的福利制度，却发现新国财政根本无力支撑；想在农村推广义务教育，又苦于没有足够的教师和校舍；试图推动议会改革，让更多基层代表进入决策层，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每一次尝试，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却无处使。
有一次，她去南部贫困县考察，看到一位母亲抱着营养不良的孩子站在路边，目睹了农村的贫瘠。她眼眶通红地问：“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到不了这里？”随行官员叹了口气：“公主，新国的问题太复杂了。西方的办法，在咱们这儿行不通啊。”
那一夜，京静在县城招待所里哭了很久。她想起在瑞士时教授说的“政策的生命力在于符合国情”，那时她不懂，如今才明白，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直接照搬——就像在瑞士长势喜人的郁金香，种在新国的土地上，只会因气候不适而枯萎。
日子一天天过去，十年光阴像指间的沙悄然流逝。在京家三兄妹的努力下，新国总算有了些起色：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建起了小型工厂，部分农村通了公路。但西方的制裁从未停止，高端技术封锁、国际贸易壁垒，让新国的发展始终步履维艰。京静看着哥哥日渐增多的白发，心里既着急又无力。
直到接到出访卡隆国的任务，京静才终于有了新的期待——她想好好看看这个国家。出发前，她翻遍了关于卡隆国的资料：这个国家和新国一样，独立后也曾面临经济困境，过去民众的生活甚至比新国人更苦。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短短几年里实现了工业发展与军事突破，甚至研发出自己的六代战机、卫星系统与核武器。“一个和新国处境相似的国家，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带着这个疑问，京静登上了前往科理尔的飞机。
初到卡隆国，京静最先感受到的是风的温度——不像新国的风那样带着寒冷的粗粝，科理尔的风是热烈的。车队驶入市区时，她忍不住打开车窗，看着路边的景象：干净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楼房，穿着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走在人行道上，商场橱窗里陈列着卡隆国本土生产的电器。最让她惊讶的是，路边公告栏上贴着政府的财政收支明细和民生项目进展，过往民众会停下脚步认真查看，偶尔还会在意见簿上写下建议。
“卡隆国也搞民主？”京静忍不住问身边的新国驻卡外交人员。对方点头答道：“卡隆国的议会里，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还有知识分子代表。但他们的民主不是西方那样的——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把国家建设好。主要决定权还是在总统手中，和西方不一样。”
在卡隆国的日子里，除了参与谈判，京静把更多时间花在了走访调研上。她想为新国找到一条强大之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处处受制于人。
有一次，京静在社区遇到一位曾在日落国留学的卡隆国官员。对方告诉她：“我在日落国时，也觉得西方的民主很好。但回国后才发现，卡隆国百姓最需要的不是街头游行，而是能吃饱饭、能看上病、能让孩子上学。所以我们走了自己的路，让政策惠及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