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如墨，江州基金办的玻璃幕墙映出城市渐次亮起的灯火。
苏霓站在窗前，指尖轻叩着咖啡杯沿，目光落在远处某栋政府大楼仍未熄灭的灯光上。
办公室内，许文澜正低头盯着三块并列的数据屏，眉头越锁越紧。
“你看这个。”她将一份对比报告推到苏霓面前，“xx省信访局刚发布的‘阳光接访五步流程’推广文件——表面套用我们的‘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诉求’结构，可第三步被悄悄替换成‘情绪疏导优先’。”
苏霓接过平板，滑动页面。
一组案例缓缓展开：一名农民工在原始陈述中清晰写道：“2023年4月12日，我在G345工地高空作业时安全绳断裂，项目部拒绝工伤认定”，但在官方通报里，只剩一句轻描淡写的“因心理压力较大产生误解，已开展情绪安抚”。
“不是优化，是阉割。”苏霓冷笑，“他们怕的从来不是记录诉求，而是留下证据。”
许文澜点头：“更糟的是，他们公布的三个典型纠纷案例，原始陈述全被删减关键信息。补偿标准、责任主体、时间节点——统统模糊化处理。”
空气凝滞了一瞬。
陆承安走进来时，正听见这句：“那就让他们看不见，但逃不掉。”
他眉梢微动，已明白她在想什么。
“你打算公开揭发？”他问。
“不。”苏霓摇头，眼神却亮得惊人，“我们要让真相自己说话。”
三天后，“蜂巢镜像”系统悄然上线一项新功能——政务陈述比对工具。
界面简洁至极：公众可匿名上传自己向政府部门提交的原始陈述，以及收到的官方回复。
系统自动逐句分析，生成红蓝交织的差异热力图：蓝色代表保留内容，红色则是被删改、弱化或替换的部分。
上线首日，两千零三十七份材料涌入。
其中一份拆迁户的材料令人触目惊心——
原始陈述写着：“要求公示本次征地每户补偿明细、评估依据及资金流向，并申请听证。”
而街道办回函仅称：“群众希望加强沟通，问题正在协调解决。”
短短一句话，诉求被彻底虚化。
热力图一出，红色如血蔓延，瞬间引爆社交平台。
“#谁在篡改我的声音#”冲上热搜榜首。
有律师自发整理典型案例，有网友发起“复述行动”：对着镜头一字不差朗读自己的信访材料。
风暴初起，无声胜有声。
与此同时，京城一场闭门研讨会正在进行。
司法部基层治理专题会上，多位地方官员轮番发言，无不称赞“五步法”有效缓解了复议与上访压力。
“过去群众一进门就拍桌子，现在能坐下来一条条说清楚，工作好做太多了。”一位南方代表笑道。
陆承安坐在角落，听着这些话，唇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
待气氛松动，他才起身，语气平缓：“既然各地已有实践基础，不如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制定一部《公众陈述规范化指引》，作为全国参考标准？”
话音落下，会场略显安静。
有人皱眉，觉得此举逾矩；有人低头记笔记，若有所思。
谁也没料到，西北某自治区代表突然开口：“我们去年就开始试点双语版五步法，目前已培训三千名基层调解员——就缺一个统一认证和技术对接体系！”
全场一震。
这位代表直视陆承安：“如果真能出台国家标准，我们愿首批接入数据平台。”
会议结束不到两小时，司法部研究室直接致电基金会，索要“蜂巢镜像”技术白皮书。
陆承安乘夜班高铁返程，列车穿行于漆黑山洞之间。
手机震动，财政部办公厅消息跳了出来：
【经审议，国家社会治理创新基金二期拨款将与“跨区域系统对接进度”挂钩，具体指标下周下达。】
他望着窗外飞逝的光影，嘴角终于浮起一丝笑意。
变革，已在体制血脉中悄然流动。
同一晚，赵小芸和林晚在档案室翻检旧物。
泛黄的录像带堆成小山，大多来自九十年代初各地基层文化建设影像。
她们本是为了纪录片《语言的力量》搜集素材，却不经意发现一段标注为“1987·南浦镇中秋晚会”的录像。
画面粗糙，雪花点频闪。突然，灯光骤灭，全场陷入黑暗。
观众骚动起来。
紧接着，一道清亮女声穿透嘈杂：“大家别慌！我是主持人苏霓，请先原地坐下——现在最需要什么？谁愿意帮忙？”
煤油灯被点燃，微光映出她年轻的脸庞。
她举着话筒，引导人群逐一报出姓名、位置、需求。
“王婶家孩子发烧，急需退烧药！”
“东头老李会修电路，但需要人递工具！”
“西街小学仓库还有半箱蜡烛！”
混乱之中，秩序竟一点点重建。
赵小芸屏住呼吸，反复回放那一幕。
她忽然意识到——那晚的五个问答环节，竟完整暗合今日“五步法”的逻辑骨架：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诉求。
她连夜修复画质，将片段嵌入纪录片终章，并在字幕栏轻轻写下一行注解：
“有些方法，从来就长在人民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