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十一月，大名府。
北方的寒风已然凛冽，裹挟着河北平原的尘土与枯草气息，吹打着安抚使司衙署紧闭的窗棂。
富弼端坐在宽大的公案后，身披一件厚重的紫貂裘，炭火盆在身侧静静燃烧，却似乎驱不散他眉宇间凝结的深沉寒意。
案头，两份文书并排摊开，一份是王安石从沧州呈来的《沧州核田清册事略》及附带的《县政刍议》手稿，墨迹酣畅，字里行间透着一股锐不可当的锋芒；
另一份，则是通过京师故旧渠道抄送来的、弹劾王安石“苛察扰民、擅权生事”的奏章副本，言辞激烈，如刀似剑。
幕僚静立一旁，低声道：“富公，王介甫在沧州动静太大，谤议已起，恐非善兆。是否……稍加约束？”
富弼未立即回答，他伸出枯瘦但稳定的手，先拿起王安石的奏报，细细翻阅。看到核实的田亩数字，以及其中揭露的胥吏奸猾、豪强隐占的种种情状，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激赏。
此子，确是一把锋锐无匹的宝剑，做事雷厉风行，直指要害。然而，当他再瞥向那些弹章，看到“酷烈”、“生事”、“邀名”等字眼时，那抹激赏便迅速沉没于深潭般的眼底，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叹。
“约束？”富弼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带着历经三朝的沧桑与洞明，“此时约束，无异于自缚手脚。河北积弊如山，非猛药不足以去沉疴。介甫虽行事操切，然其心可用，其才更不可多得。”
他话锋一转，语气却愈发凝重：“然，利器可伤敌，亦易伤己。沧州一隅，已引得物议沸腾。若任其锋芒毕露，不知收敛，恐非但不能成事，反将殃及安抚使司全局，乃至动摇朝廷对河北的方略。”
幕僚不解：“那富公之意是？”
富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在凝视着河北错综复杂的政局。良久，他缓缓道：“去，传话给王判官，就说老夫请他过府一叙，有要事相商。另，请元绛先生也来。”
次日，王安石与元绛几乎同时抵达安抚使司。王安石一身风尘，面色疲惫却目光炯炯，显然在沧州耗费了巨大心力。元绛则依旧是那副精干沉静的模样，拱手见礼间，透着算计与谨慎。
富弼并未在正堂接见，而是将二人引至后衙一间温暖而隐秘的书房。炭火烧得更旺，茶香袅袅，刻意营造出一种推心置腹的氛围。
“介甫，辛苦了。”富弼亲自为王安石斟上一杯热茶，语气恳切，“沧州之事，老夫已详阅。两月之内，能于纷乱中厘清田亩若此，披荆斩棘，功不可没。河北若多得几位似你这般的干才，何愁不能复苏？”
王安石微微欠身，虽保持礼节，但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富公谬赞。此乃分内之事。然沧州所见，触目惊心。胥吏贪墨成风，豪强兼并无忌，小民困苦无依。若不大刀阔斧，革除积弊，纵有良田万顷，亦不过肥硕蠹虫，于国于民，皆无益处！”
富弼颔首，表示赞同，但随即话锋一转，面带忧色：“介甫之心，老夫深知。然则，治国如烹小鲜，火候至关重要。河北地邻辽境，禁军家属、世家大族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在沧州雷厉风行，已震动不小。如今京师台谏，弹章已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