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认日军援军攻势已疲、被围之敌抵抗意志濒临崩溃后，李锦于老河口司令部下达了最后的总攻命令：“全线进攻，不留死角，彻底肃清残敌！而后各部按预定计划，迅速转向，支援东西两线友军！”
最后的战斗几乎变成了一场肃清战。陷入重围、补给断绝、指挥瘫痪的日军残部，虽然仍有小股部队进行着绝望的“玉碎”抵抗，但在中国军队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的碾压下，迅速土崩瓦解。
总攻的命令如同最终审判的钟声，回荡在南线战场上空。孙立人指挥的新一军和新三军，如同两把已经抵近敌人心脏的致命尖刀，此刻被赋予了最后发力、彻底刺穿的任务。目标：被分割包围的日军第115师团残部。
所有能够联系上的炮兵单位，从集团军直属的1155“长脚汤姆”重炮群，到各师属的2A1105榴弹炮营，再到团营级的81、60迫击炮，均接到了同一个指令——对已知的日军残存阵地坐标，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猛烈的一次炮火覆盖。炮弹如同疾风骤雨般落下，几乎不再区分前沿纵深。巨大的爆炸声连绵不绝，将日军盘踞的几个最后据点——如“王家畈”村、“铃铛”高地核心工事群等——彻底笼罩在火光、浓烟和翻飞的泥土之中。这次炮击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伤，更是为了彻底摧毁日军的抵抗意志和任何残存的防御工事，为步兵和坦克的最终清理扫平道路。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大地在持续不断的轰鸣中颤抖。
炮火开始延伸，但并未完全停歇，转而封锁包围圈的外围和可能的逃窜路线。与此同时，新一军和新三军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最后的向心突击。
4“谢尔曼”坦克不再进行高速机动穿插，而是以稳重的步伐，引导着步兵，如同移动的钢铁堡垒，逐一碾压、清理每一个残存的日军火力点。坦克炮进行精准的直瞄射击，将任何还在喷吐火舌的窗口、射孔炸成碎片。.50机枪和.30同轴机枪则持续不断地扫荡着阵地的表面，压制任何可能存在的活物。
战斗进入了最残酷、最血腥的阶段——逐屋、逐壕的争夺。
在“王家畈”村内，新三军的士兵们三人一组，背靠背，相互掩护。
这种被称为“三三制”的步兵战术，在残酷的巷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组三人，分工明确：一人负责前方警戒和主要突击，通常装备汤姆森冲锋枪，以其猛烈的近战火力开路；一人负责侧翼和后方安全，装备1加兰德步枪，以其可靠的火力和精度应对中距离目标和冷枪；第三人则作为支援和观察手，可能装备1卡宾枪（更轻便，射速较快）或bAR自动步枪，提供额外的火力持续性和压制。
他们紧贴着残破的墙壁移动，脚步轻捷，眼神锐利地扫过每一个窗口、门洞和倒塌的房梁形成的阴影。进入一个院落前，先向内投入发烟罐或依靠战友发射烟幕弹，短暂遮蔽可能的狙击视线。随后，冲锋枪手率先突入，对着屋内可疑角落进行短点射扫射，步枪手和支援手则紧随其后，枪口分别指向不同方向。
在确认屋内可能有敌人后，他们绝不会贸然冲入。而是由一人警戒，另一人迅速拔掉KII手榴弹的保险针，延时一两秒后（确保敌人在投掷后来不及捡起扔回），从窗口或门缝精准投入。“轰隆！”一声巨响后，屋内传来碎屑飞溅和可能的惨叫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能有效杀伤室内人员并破坏其隐蔽物。
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尘尚未散尽时，冲锋枪手便第一个低姿迅猛冲入，对着任何还在移动或发出声响的目标进行补射。步枪手则守住门口，防止其他方向的敌人偷袭。整个过程快如闪电，配合默契，极大地减少了在门口犹豫不决带来的伤亡。
战斗往往在几米甚至贴身的距离内爆发。在昏暗的房间里、狭窄的巷道中，双方士兵可能猝不及防地撞个正着。1911A1手枪、工兵铲、甚至匕首都成为了最后的手段。怒吼声、枪声、冷兵器碰撞声、垂死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每一秒都充满了死亡的威胁。
对于“铃铛”高地的坑道工事，火焰喷射器成为了最有效的武器。
喷火兵是战场上最令人恐惧也最受保护的角色之一。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燃料罐和发射器，行动相对迟缓。在接近坑道口时，需要至少一个班的步兵提供严密掩护，用自动火力和枪榴弹压制坑道射孔及其周围可能隐藏的日军狙击手。喷火兵匍匐或低姿快速接近到有效射程（通常二三十米），稳住身形，扣动扳机。一条粗壮、粘稠的混合燃油如同火龙般呼啸而出，带着骇人的轰鸣声，直钻坑道深处。火焰不仅带来瞬间的极度高温，将坑道内的氧气迅速消耗殆尽，更能附着在墙壁、装备和人体上持续燃烧。坑道内瞬间变成无法呼吸的熔炉，里面的日军即使没有被直接烧死，也会因窒息和严重烧伤而迅速失去战斗力，凄厉的惨叫声从坑道内传出，令人毛骨悚然。
火焰喷射后，工兵小组迅速上前。对于结构复杂、分支众多或者特别坚固（可能用钢筋混凝土加固）的坑道，他们会将tNt炸药包或爆破筒塞入坑道深处或关键承重结构处，设置好导火索或电动起爆器。一声沉闷而深远的巨响后，整个坑道口往往被彻底炸塌、封死，将日军的抵抗和尸体一同永久地埋葬在山体之中。
陷入绝境的日军，抵抗方式也变得愈发极端。
一些日军士兵会躺在同伴或中国士兵的尸体堆中，浑身涂抹血污，一动不动。当中国士兵靠近检查或试图通过时，他们会突然拉响藏在身下的九七式手榴弹（日军常用，采用撞击引信，可在拉响后往硬物上磕一下即引爆）或刺刀雷，企图同归于尽。这迫使新三军的士兵们不得不对任何看似死亡的日军尸体进行补枪（通常是头部或胸口），或者用长棍、刺刀远远地捅刺检查，过程冷酷而必要。
日军狙击手或精准射手会隐藏在极其隐蔽的位置，如高大的树冠、烟囱内部、甚至伪装在瓦砾堆下，专门狙杀中国军队的军官、机枪手、电台兵或喷火兵。他们往往极具耐心，只开一两枪就迅速转移，给清剿工作带来持续的威胁和心理压力。
零星的自杀式冲锋依然存在。有时是几名残存的日军士兵，在军官或军曹的带领下，发出野兽般的嚎叫，端着刺刀毫无预警地从隐蔽处冲出，直扑最近的中国士兵。这种冲锋在自动武器面前毫无胜算，但因其突然性和必死性，仍能在短时间内造成混乱和近距离的惨烈搏杀。
新三军的官兵们，就是在这样一座充斥着死亡陷阱、需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炼狱村庄和高地上，用无比的勇气、严格的战术纪律以及必要的冷酷无情，一寸一寸地清理着残敌。他们的每一步推进，都建立在极高的警惕性和果断的杀戮之上，最终将日军第115师团最后的抵抗力量，连同其指挥中枢，彻底从物理上和精神上予以摧毁。
在“王家畈”村中心一个加固过的地下掩体内，日军第115师团长矢崎勘十及其最后的核心参谋人员，已然陷入了绝望。外面越来越近的枪声、爆炸声和士兵的呐喊声，宣告着末日的来临。电台里只有一片噪音，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
在确认突围无望后，矢崎勘十面容惨淡地举行了最后的仪式。
地下掩蔽部内，空气污浊，仅靠几盏摇曳的马灯和一支蜡烛照明。外面的枪声、爆炸声和越来越近的中国士兵的呼喊声，如同催命的鼓点，敲击着每一个幸存日军的神经。矢崎勘十，这位曾经骄横的日军中将，此刻脸色灰败，眼神失去了所有光彩，军服上沾满了泥土和不知是谁的血迹。
他声音沙哑地对身旁仅存的副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副官踉跄着从一个加锁的铁皮箱中，取出了一个长长的、被精心包裹的布囊。解开布囊，露出了那面象征着第115师团荣耀与罪恶的军旗——日军师团旗，旗杆顶部精致的金属菊花纹章（天皇族徽）在昏暗中微弱反光。
矢崎勘十亲手将旗子展开，目光复杂地凝视了片刻，那上面或许还残留着昔日“武运长久”的狂妄。随后，他颤抖着，将其投入了一个临时用铁盆充当的火盆中。副官倒入少许汽油，划燃火柴。
“轰”的一声，火焰猛地窜起，贪婪地吞噬着丝绸旗面。金色的穗边卷曲焦黑，太阳图案在火焰中扭曲、消失。所有在场的日军军官都垂下了头，不少人低声啜泣起来。焚烧军旗，对于将军旗视为性命甚至高于性命的日军来说，是失败到了极致、耻辱到了极点的象征，意味着这支队伍的精神已被彻底摧毁。火光映照着他们绝望而扭曲的脸庞。
焚旗完毕，矢崎勘十整理了一下衣冠，尽管这已毫无意义。他面向东方，缓缓跪坐在地上。一名担任“介错人”（通常由最亲近的副官或剑术高超者担任，负责在切腹者完成刺腹后斩首以减轻其痛苦）的军官，默默拔出了他的九五式军刀，双手紧握，立于其身后。
矢崎勘十解开了军服上衣，露出了腹部。他用白布仔细擦拭着肋差（短刀）的刀刃，动作缓慢而刻意，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然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更多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失败的痛苦，而非真正的平静与觉悟。
他双手反握肋差，刀尖对准自己的左下腹。伴随着一声压抑的、野兽般的低吼，他猛地将短刀刺入，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按照所谓的“十字切”或“一字切”传统，奋力向右横拉。剧烈的疼痛让他身体剧烈颤抖，面孔瞬间扭曲，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但他强忍着没有倒下。
身后的“介错人”见状，眼中含泪，高举军刀，大喊一声：“师团长阁下，失礼了！”锋利的军刀带着寒光挥下！咔嚓！一声闷响，矢崎勘十的首级与身体分离，滚落在地，鲜血从颈腔中喷涌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整个过程充满了原始、野蛮和令人窒息的压抑感。
师团长的死，成为了压垮指挥部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些深受军国主义思想荼毒的参谋军官，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或“追随师团长！”，纷纷拔出手枪自戕，或效仿切腹（但往往因痛苦和犹豫而动作变形，场面更加惨不忍睹）。
另一些军官则彻底崩溃，失去了理智，嚎叫着拿起武器，不顾一切地冲出掩蔽部，企图做最后的困兽之斗。然而，他们刚冲出洞口，就被外面严阵以待的新三军士兵用密集的汤姆森冲锋枪和1加兰德子弹打成了筛子。
随着指挥核心的覆灭和抵抗希望的彻底消失，包围圈内其他区域的日军残兵开始出现成建制的投降。
在一些被分割包围、失去联系的阵地，日军士兵们听着核心方向越来越稀疏的枪声，看着中国军队如同铁壁般合拢的战线，最后的抵抗意志终于瓦解。
一面用脏污的白衬衣和急救绷带临时绑在步枪刺刀上制成的“白旗”，颤颤巍巍地从一段塌了一半的战壕里伸出来，无力地摇晃着。随后，一名军曹或最低阶的军官，首先丢掉武器，高举双手，小心翼翼地探出头，脸上混杂着恐惧、羞耻和求生的渴望。他身后的士兵们，也一个个仿效，他们衣衫褴褛，许多人身带伤痕，眼神空洞麻木，如同行尸走肉。这些投降的士兵，与数日前甚至数小时前还疯狂“玉碎”冲锋的敌人判若两人。他们机械地执行着中国士兵的命令，排队，搜身，被押解着走向战俘收容点。他们不敢与押送的中国士兵对视，一些人因为极度恐惧和脱力而步履蹒跚，甚至需要同伴搀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以及对于未来命运的深深茫然。
至总攻发起后第四十八小时，南线战场上持续了数日的激烈枪炮声，终于逐渐稀疏，最终归于沉寂。
偶尔响起的零星枪声，通常是清理战场的小组，在废墟或草丛中发现了仍然拒绝投降、试图偷袭或藏匿的日军散兵。这些枪声短促而果断，如同为这场宏大而惨烈的战役画上一个个冰冷的句点。
当最后一声确认安全的枪响过后，一种奇异的、几乎令人不适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战场。只有风声掠过焦土、旗帜猎猎作响、以及救护人员抬运伤员的脚步声和低语声。这寂静，是死亡与胜利共同谱写的终曲。
日军第115师团的覆灭，不仅是一个军事单位的消失，更是一种狂热军国主义精神在特定战场上的彻底破产。从师团长绝望的切腹到普通士兵茫然的投降，勾勒出了一支侵略军队从疯狂到崩溃的完整轨迹。
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焦糊和硝烟混合的刺鼻气味。中国士兵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打扫战场，收殓战友遗体，看押俘虏，清点堆积如山的战利品。
日军第115师团，这个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师团，其师团部被摧毁，主要联队建制被打残，大部分兵力被歼灭，仅有极少数人趁乱逃脱或沦为俘虏。它的军旗已被焚毁，指挥体系被彻底粉碎。这个番号，就此从日本帝国陆军的战斗序列中被永久性地抹去。它的覆灭，成为了中国驻印军乃至整个中国军队在豫西鄂北会战中，最辉煌、最彻底的胜利标志，也重重地敲响了日军在华败亡的丧钟。
当南线的枪炮声逐渐归于沉寂，北线的最终战役也进入了最高潮。楚南河的第七军与梁卫国的暂编第六军，如同已经将猎物逼入绝境的雄狮，向被困于襄北谷地、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残部及独立战车第9旅团，发起了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此时的日军装甲部队，早已失去了开战之初的锋芒。连续的苦战、伏击的惨重损失以及补给的断绝，使得其坦克数量锐减，油料弹药所剩无几。更致命的是，在第七军和暂六军的反复打击和袭扰下，其伴随的步兵已损失大半，残存的步兵也难以在猛烈的炮火下有效协同。日军的坦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荒野中一座座孤立无援的钢铁孤岛。
第七军的装甲集群，则在楚南河的指挥下，展开了最后的狩猎。
·36“杰克逊坦克歼击车，被部署在包围圈外围的制高点上。它们如同冷静的狙击手，利用其超远的有效射程，在日军坦克炮的还击距离之外，便开始了精准的“点名”。日军的一式、甚至较为新式的三式中战车，其侧面和后部装甲在90穿甲弹面前不堪一击。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日军坦克集群中不时爆起一团团火球，浓烟冲天而起，那是又一辆坦克被击毁的标志。这种超视距的打击，让日军坦克手感到绝望，他们甚至很难发现夺走他们生命的猎手究竟藏在何处。
在36进行远程压制的同时，装备76炮的4A3E8“谢尔曼”坦克集群，在5A1“斯图亚特”轻型坦克的伴随下，开始从多个方向向日军阵地发起冲击。他们不再需要复杂的迂回，而是以强大的正面装甲和火力，进行硬碰硬的碾压式推进。日军的九七式坦克和九五式轻坦，在正面交锋中完全不是“谢尔曼”的对手。76炮弹轻易地撕开它们的装甲，而日军坦克的炮弹却往往在“谢尔曼”的倾斜装甲上弹开。
失去了有效步兵掩护的日军坦克，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第七军的装甲步兵和暂六军的敢死队员们，利用弹坑、沟壑和烟幕的掩护，如同幽灵般靠近这些孤立的钢铁巨兽。9“巴祖卡”火箭筒在近距离发射，火箭弹拖着尾焰，精准地命中坦克脆弱的履带、侧面或发动机舱。燃烧瓶被投掷到坦克的舱盖和散热网上，燃起的火焰和浓烟迫使坦克手弃车逃生，而他们一旦离开坦克，立刻就会暴露在密集的自动武器火力之下。
日军战车部队也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抵抗。一些日军坦克试图分散开来，寻找包围圈的薄弱点进行突围。但这正中了第七军的下怀。在开阔地上，失去集群力量和步兵保护的零星坦克，更容易被36远程狙杀或被“谢尔曼”小组围攻。
部分陷入疯狂的日军坦克兵，驾驶着坦克，开足马力，径直向第七军的坦克阵地冲来，企图进行自杀式撞击。然而，在它们靠近之前，往往就被多辆“谢尔曼”的集中火力打成了火球。
随着油料耗尽或者机械故障，越来越多的日军坦克瘫痪在战场上。坦克手们被迫弃车，有的试图徒步突围，大多被射杀或俘虏；有的则在车内引爆了手榴弹或剩余的炮弹，进行了自毁。
就在第七军的装甲铁锤猛砸日军核心的同时，梁卫国的暂编第六军，如同坚实的铁砧，牢牢地钉死在日军的侧翼和退路上。他们用残存的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拦截试图徒步逃窜的日军散兵，并巩固着刚刚夺回的阵地，防止任何一丝日军漏网的可能。他们的存在，确保了这场围歼战能够完美收官。
当最后一辆还能开动的日军坦克在数辆“谢尔曼”的围攻下化为一堆燃烧的废铁，当战场上再也听不到日军坦克引擎的轰鸣和炮塔旋转的摩擦声，北线的战斗也终于接近了尾声。
第七军的坦克和步兵开始清理战场，确认战果。遍地都是日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它们以各种扭曲的姿态瘫在焦黑的土地上，有的炮塔被掀飞，有的车身被彻底洞穿，有的还在噼啪作响地燃烧，空气中弥漫着橡胶、钢铁燃烧和尸体焦糊的混合怪味。幸存的日军坦克兵俘虏，满脸烟尘，眼神呆滞，被集中看押起来。
北线战场，就此恢复了平静。日军寄予厚望的战车第三师团主力及其增援的独立战车旅团，在此役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装备和技术兵员的损失是日军难以承受的。这场钢铁与意志的较量，最终以中国军队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而告终，也为整个豫西鄂北会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日军东西两路援军（第13、第39师团）在得知被围友军全军覆没后，士气大跌，且自身在第五战区部队的持续阻击下也已伤亡不小，锐气尽失，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撤退的命令。
“追！”
李锦的命令简洁有力。
刚刚经历血战、尚未来得及休整的驻印军主力，以及第五战区部分尚有余力的部队，未作停歇，立即如同绷紧后再次释放的弓弦，转入了迅猛的追击作战。李锦的命令清晰明确：“以最大之压力，迫敌溃退，以最小之代价，予敌最大之杀伤！”
日军的撤退并非井然有序，尤其是在得知两个师团覆灭后，士气低落，撤退途中难免出现混乱。这为中国军队的追击创造了绝佳战机。
周振邦指挥的炮兵群，展现了极高的机动性和反应速度。侦察兵和前观人员紧随追击的先头部队，不断报告日军行军纵队的位置。炮兵们则迅速在公路沿线选择新的发射阵地，对日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如狭窄的隘口、桥梁、河流渡口，实施精准的拦阻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