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冬，奉天城的雪下得发狠，鹅毛片子砸在青石板上，转眼就积起半尺厚。北市场的乞丐蜷缩在粮栈墙角，冻得发紫的手攥着半块硬邦邦的窝头，而街对面的大帅府，朱红大门敞着条缝，里面飘出的炭火气混着腊肉香，能飘出半条街。
警察厅副厅长钱紧揣着怀里的铜暖炉，炉子里的炭早熄了，只剩点余温贴在胸口。他刚从城门楼子过来——辽西巨匪杜立三的尸首还挂在那儿，冻得硬挺挺的，脸上的刀疤在雪光里泛着青黑。可比起这具尸首，更让他心头发沉的，是方才路过大帅府后院时看见的景象：三十辆骡车排成队，车辕上挂着奉天军械局的腰牌，车帘缝里漏出的银锭子，滚在雪地里像撒了一地碎月亮。
“钱老弟，站这儿喝西北风呢？”厚重的狐裘披风突然搭在肩上，带着股马奶酒的暖香。张作霖迈着八字步从门里出来，枣红色的缎面马褂衬得他脸色发亮，指尖那枚翡翠扳指转得飞快，绿光在雪地里晃得人眼晕。“跟我瞧瞧去，杜立三这混球藏的‘家底’，够咱奉天城吃三年。”
钱紧跟着他穿过抄手游廊，廊下挂着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晃悠，光影落在张作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后院空地上，十几个兵卒正抡着斧头劈油布缸，冻硬的油布裂开时发出“咔嚓”声，像冻碎的冰。第一缸掀开时，白花花的银元“哗啦啦”滚出来，有个小兵没接住，银元砸在他脚背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也不敢哼声；第二缸是码得齐整的金条，每根都有手指粗，冻得发乌的铜锁被斧头劈碎时，溅起的金屑粘在雪上，竟比灯笼还亮。
“这小子，比我当年当货郎时精明多了。”张作霖蹲下身，拿起块马蹄金在手里掂了掂，金块上还留着杜立三的私印——一个歪歪扭扭的“杜”字。他突然抬头看向钱紧，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的笑意：“听说你老家通辽有片荒地？十二万垧，荒得能长草。”
钱紧心里“咯噔”一下，攥着暖炉的手瞬间出了汗。他老家确实有片地，是父亲留下的薄产，可哪有十二万垧？这分明是张作霖在给他“塞好处”——三天前他还在查“剿匪军械去向”，军械局的老周偷偷塞给他张单子，上月缴获的两百支德国步枪，竟出现在热河的军火市场，买家落款是“三畲粮栈”——那是张作霖的私号，掌柜的是他拜把子兄弟张景惠。
“大帅，这……”钱紧刚要推辞，张作霖已笑着拍他肩膀，指腹上的老茧蹭得他肩头发疼：“就这么定了。每亩给你按三成租子算，往后你家小子娶媳妇，彩礼我包了。”话里是热乎的，可钱紧听得明白，这哪是赏地，是把他的名字钉在张家的账本上——往后再查军械、查粮栈，先得想想自家这“十二万垧地”是怎么来的。
当晚钱紧回了家，刚进门就看见媳妇在抹眼泪。炕桌上摆着碗稀粥，飘着几粒米，五岁的女儿攥着空碗，小嘴撅得能挂油瓶。“今儿去粮栈买米，掌柜的说没粮了，可我明明看见大帅府的车拉着粮往码头去。”媳妇的话刚落，院门外传来敲门声，是警察厅的小吏，手里拎着两袋白面，说是“大帅赏的”。钱紧看着那袋白面，突然想起白天在大帅府后院看见的场景：金条堆得比人高，而自家闺女，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转过年来开春，奉天城的雪化了，街面上淌着黑泥水，钱紧又被张作霖叫到府里。这次不是后院，是书房——紫檀木八仙桌上摊着张麻纸，写着“厚发合公司章程”，旁边压着张一百万元的银票，票面上“奉天官银号”的红印格外扎眼。
张作霖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杯热茶，水汽绕着他的脸转，把那双精明的眼睛遮得模糊。“这是官银号的公款，”他呷了口茶，声音慢悠悠的，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硬气，“你去跟厚发合的王老板说，这钱算我入的股，每月分红得按时送进府。少一个子儿，你这副厅长的乌纱帽，我就给你摘了。”
钱紧捏着那张银票，指尖发颤。厚发合他知道，是城里的老字号，掌柜的王敬堂是河北来的商人，为人实诚，做布匹生意十几年，攒下点家业。可张作霖这哪是入股，是强抢——一百万元，抵得上厚发合十年的利润。
他硬着头皮去了厚发合，刚进门就听见算盘珠子响。王敬堂正蹲在账房里对账，看见他进来，忙起身让座，脸上堆着笑，眼角却藏着疲色。“钱厅长，您咋来了？”等钱紧把张作霖的意思说完，王敬堂手里的算盘“啪嗒”掉在地上，算珠滚了一地。“钱厅长，您救救我！”他拽着钱紧的袖子，声音都带了哭腔，“咱这小商号本小利薄，去年冬天进的货还没卖完，哪架得住大帅这么‘入股’？”
钱紧心里发酸，却只能别过脸：“王老板，大帅的意思，我劝不动。”可他没说的是，出门时他看见张作霖的副官跟在后面，手里攥着份“举报信”，信上写着“厚发合私藏日货”——那是他前天才从大帅府仓库里见过的棉布，印着“大日本帝国”的字样，是张作霖去年从日本人手里换军火剩下的。
第二天一早，警察厅就接到了举报。钱紧带着人上门时，兵卒从货栈地窖里搜出了那些“日货”，王敬堂瘫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钱紧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个小商人，当年被土匪抢了货，一气之下吐了血，没多久就走了。可他不能帮王敬堂，张作霖的人就站在旁边，手里的枪托在地上敲得“笃笃”响。
王敬堂最终认了“罪”，把商号半数股份拱手让给张作霖。钱紧去送第一个月分红时，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张景惠的声音：“大哥，边业银行的资本金还差一千万，厚发合这钱来得正好。”他推开门，看见张作霖正把一叠银票塞进边业银行的账本里，账本上写着“资本金两千万”，其中一半，都是从各个“厚发合”这样的商号里“融”来的。
“钱老弟来了？”张作霖没避着他，指着墙上的地图笑，“你看，这奉天纺纱厂的机器下周就到了，是用杜立三的白银从英国换来的。往后咱发行的‘天良’纸币，背面就印这厂房——老百姓看见厂房，才信咱的钱管用。”
钱紧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地图上的奉天纺纱厂被红笔圈着，旁边是八道壕煤矿、鹤岗煤矿，十几个红点连成一片。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去八道壕煤矿视察的事：黑黢黢的煤块从传送带运出来，堆得像小山，张作霖指着远处的烟囱笑：“钱老弟，你看这烟，每一缕都是金子。”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煤矿的原主是直隶来的商人，前一天还在大帅府求张作霖“关照”，说愿意把利润分他三成，结果第二天就被安了个“通匪”的罪名，家产全充了公，人被押回了直隶，再也没回来。
民国十年北方大旱，奉天城的粮价像坐了火箭，一斤米能换半块银元。钱紧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媳妇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才换回来两斤杂面，煮成糊糊，女儿喝了两口就吐了，说“剌嗓子”。可大帅府的粮栈却天天往外运粮，骡车一辆接一辆往码头去，扬起的尘土里，都带着米香。
他忍不住问张作霖的贴身副官李德标：“李副官，大帅囤这么多粮，是要赈灾吧？城里都快饿死人了。”李德标往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赈啥灾？昨晚天津来的商船刚拉走一船，一斤粮在奉天卖两文，到天津能卖六文，三倍利！”
钱紧的心沉了下去。前几天省长召集官员开会，说省里拨了五十万银元赈灾款，让各部门配合张作霖放粮。可现在看来，这赈灾款怕是进了张作霖的粮栈。当晚他就带着两个亲信去查粮栈，账房先生哆哆嗦嗦地递上账本，油灯下，钱紧翻到第一页就愣了——赈灾款的拨付记录后，盖着张作霖的私印，红得刺眼，可款项去向却写着“购粮”，收款人是“三畲粮栈”。
更让他心惊的是，账本里夹着张纸条，是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单，户名是“张学良”，金额一百万银元。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去年刚去日本留学，听说在东京住的是洋楼，雇的是厨子，日子过得比当地贵族还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