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平屯田区的夜风里夹着股焦糊味，像是谁把隔年的老腊肉扔进了灶膛。
苏锦勒住马缰，长枪在手里转了个半圆，最后枪尖稳稳指向前方那团还在跳动的火光。
那是屯田卒用来记工分和粮草的日录棚，这会儿烧得正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像是过年在放炮仗。
“统领，追不追？”身后的副官拔刀就要冲，被苏锦一枪杆子拦了回去。
“追个屁，两条腿能跑过放火的油耗子？”苏锦翻身下马，靴子踩在烂泥地里噗嗤作响。
她没看那些逃窜的黑影，反而盯着那堆快烧成灰的账册，眼神亮得吓人，“把河滩上的湿泥挖过来，快！”
兵卒们愣了一下，但没人敢多嘴。
几十顶头盔成了临时的铲子，一坨坨带着腥气的河泥被狠狠糊在了那些还没完全化灰的残页上。
火遇湿泥，滋啦一声腾起大片白雾，那股子烟熏火燎的味道更冲了。
苏锦蹲下身，也不嫌烫，伸手在一块被火烤干的泥饼上摸了摸。
原本写在纸上的墨迹被火一逼，虽然纸灰飞了，但碳粉的印记却随着高温渗进了半干的泥层里，若是对着光看，那字迹竟成了凹凸不平的浮雕。
“这叫‘死人张嘴’。”苏锦拍了拍手上的泥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烧吧，越烧这字刻得越深。”
消息传回成都民录司时，赵德明正对着一堆发霉的竹简发愁。
听完苏锦那边的“泥饼法”，这个平日里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的汉子，突然像被雷劈了一样，抱着脑袋在屋里转了三圈，然后一头扎进了后院的陶土堆。
三天后，一种看着极为“笨重”的新规矩在民录司传开了：凡是涉及钱粮、人口的重要文书，不再用纸，全得刻在半干的泥版上，阴干后堆在地窖里。
成都的士族圈子里笑声一片。
有人在茶馆里把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讥讽道：“这林家义子是穷疯了吧？放着好好的纸不用，学那没开化的蛮子玩泥巴？民录司干脆改名叫陶然亭算了。”
笑声还没落地，火就来了。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民录司的地窖突然走水。
火势大得离谱，显然是有人泼了猛火油。
围观的百姓提着水桶还没靠前，那热浪就把眉毛燎焦了。
等火被扑灭，地窖塌了一半，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世家管事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看见赵德明带着人，从废墟里扒拉出一块块烧得通红的“砖头”。
原本灰扑扑的泥版，经过这场大火的淬炼，竟烧成了坚硬无比的红陶。
上面的字不仅没毁，反而因为陶土收缩变得更加清晰锐利。
其中一块最显眼的，赫然刻着某位王姓家主为了把自家私田混入官册，给前任主簿送了“锦缎百匹、玉璧一对”的明细。
“谢诸位借火。”赵德明抱着那块还烫手的“罪证”，站在废墟上冲着人群深深作了个揖，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这下好了，这账能存一千年，比这帮孙子的命都长。”
那晚之后，成都的拓印纸卖脱销了。
百姓们像是看稀奇一样，争着去拓印那些“烧不坏的罪证”，红陶铭文成了坊间最硬的谈资。
林默没在成都看这场热闹，他此刻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阴平北部的栈道上。
雨下得像瓢泼，前方的栈道被山洪冲断了一截。
苏锦押着那批因为“泥版案”被贬的官员，被迫困在半山腰的一个天然溶洞里。
洞里湿气重，火折子点了半天才亮。
这群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老爷们，此刻一个个缩成鹌鹑，只有那个最老的书吏，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根断了半截的炭条。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老吏咳嗽着，每咳一声，身子就佝偻一分，“老朽这辈子做了不少亏心账，临了……想写句真话。”
他在岩壁上写，后面的人就跟着写。
没有纸，岩壁就是纸；没有墨，炭条就是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