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周省长两人。空气仿佛凝固，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敲打着我的心弦。
周汝信没有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而是搬了把椅子，坐到了我斜对面，手里拿着那份我反复修改了无数遍的全省国企改革初步思路汇报稿。稿子上密密麻麻是他用红笔留下的批注，像战场上的伤疤。
“致远，”他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但眼神却锐利如鹰，“这份东西，在正式上会讨论，呈送省委主要领导之前，只有你知，我知。”
我心头一凛，腰杆不自觉地挺得更直。“省长，我明白。”
他微微颔首，指尖点在稿纸上一处关于“职工安置与资产剥离同步推进”的段落：“这里，提到了借鉴邻省‘靓女先嫁’的经验，但具体操作路径，你写得比较……含蓄。”
我立刻领会。所谓“靓女先嫁”，就是把还有盈利能力的优质国企资产先剥离出来，引入社会资本甚至外资，以求快速盘活，解决当时的财政燃眉之急。但这也意味着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敏感话题，以及大量“企业办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剥离后职工的安置问题，一个处理不好，就是惊天巨雷。
“省长，具体的职工分流补偿标准、剥离资产的范围界定，以及引入资本的选择标准，我参考了国内外一些案例，做了几套备选预案，都记在我的工作笔记里，没有写进这份汇报稿。”我谨慎地回答，“涉及面太广，动静太大，需要……需要更稳妥的推进方式。”
周汝信看着我，目光深邃，似乎要看到我骨子里去。“你的笔记，比这份正式稿子厚一倍吧？”
我老实承认：“是。有些数据和推演，只能自己先算清楚。”
“嗯。”他靠回椅背，闭上眼，揉了揉眉心，“算清楚好。但要记住，有时候，算得太清楚，反而会成为包袱。改革，不能只靠算盘，还要靠魄力，靠担当。当然，也要靠……”他睁开眼，目光扫过紧闭的房门，“……靠守口如瓶。”
这句话，重若千钧。我清楚地知道，这份汇报稿里的许多想法，是超前的，甚至是有些“犯忌讳”的。它触动的，不仅仅是僵化的体制，更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在它没有获得最高层背书之前，任何一丝风声泄露出去，都可能引来无数明枪暗箭，足以让任何改革举措胎死腹中，甚至让推动者身败名裂。
“我带来的那个保密柜，钥匙只有两把。”周汝信指了指墙角那个墨绿色的铁皮柜子，“你一把，我一把。所有过程性材料，阅后即焚，或者入柜。”
“是。”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又沉了几分。这种被赋予绝对信任的感觉，并不轻松，反而像是一副无形的枷锁，将我与他，与这份尚未面世的改革方案，牢牢绑定在一起。
“听说，这两天，找你来探口风的人不少？”周汝信忽然话锋一转，语气平淡，却带着洞悉一切的了然。
我心里“咯噔”一下。确实，自从省里要大力推动国企改革的风声传出，特别是周省长点名让我这个新秘书参与核心材料起草之后，各种拐弯抹角的打听就没断过。有办公厅里平时不太来往的同事，借着送文件的机会旁敲侧击；有消息灵通的商人，比如那个高建明，也托人递话，想“请教”一下未来的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