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茶杯还没凉透，我就被一纸调令，搬进了省政府办公厅那间象征着权力与焦灼的秘书办公室。周汝信副省长成了我服务的领导，我的身份，也从埋头书斋的笔杆子，变成了连接上下、沟通内外的“二号首长”。
这身份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办公环境的提升，更有视野的陡然开阔，以及随之而来的、沉甸甸的压力。周省长主管全省工业和经济工作，正值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他就像一艘巨轮的船长，在惊涛骇浪中试图寻找航向，而我，就是他身边那个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传递准确信息的了望员。
这天下午，我刚把一份关于省内三家大型棉纺厂兼并重组的初步方案整理好，放在周省长宽大的办公桌待阅文件的最上方，窗外就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喧嚣。
声音由远及近，像是闷雷滚过天际。
我心头一紧，快步走到窗边，向下望去。只见省政府那庄严肃穆的大门外，不知何时已聚集起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年龄看起来都在四五十岁上下，脸上刻着疲惫与焦虑，手里举着粗糙的纸板，上面用墨汁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字：
“我们要吃饭！”
“反对恶意下岗！”
“还我血汗工厂！”
是工人。是那几家正在经历改制阵痛的棉纺厂的工人。
人数不多，大概百来人，但那股沉默而压抑的力量，却隔着几十层楼的高度，清晰地传递上来，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他们被警卫和闻讯赶来的信访办工作人员拦在大门警戒线外，没有过激的冲击，只是沉默地站着，或者偶尔爆发出一阵整齐而悲怆的呼喊。
“怎么回事？”周省长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他不知何时也走到了窗边，眉头紧锁，目光锐利地俯瞰着楼下。
“省长，看情况，应该是市第一、第二棉纺厂的工人，为改制和安置方案来的。”我迅速汇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这些情况在之前的报告里都有预判，但亲眼目睹，冲击力还是完全不同。
周省长沉默了片刻，脸上看不出喜怒，只低声说了一句：“改革，总要触及利益。但工人的饭碗，是天大的事。”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接省国资委王主任，还有信访办老赵，让他们立刻到我办公室来。另外，通知公安厅，维持好秩序，绝对不允许发生冲突，对待工人同志要讲方法，有耐心！”
他的指令清晰而果断。
我立刻着手联系，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这份我刚放上去的兼并重组方案，里面确实涉及大量的人员分流和安置。纸上谈兵时，那些数字只是冷冰冰的“成本”和“效率”；可楼下那一张张鲜活而焦虑的面孔，让这些数字瞬间拥有了重量和温度。
就在这时，我的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进来的是办公厅综合二处的副处长老王，一个在机关浸淫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条”。
“致远老弟，”他脸上堆着惯有的、分寸感极佳的笑容，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楼下那帮人，看见了吧？啧啧，真是会挑时候。周省长正在关键时期，这事要是处理不好，被对面那边拿去做文章，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