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日子，像窗台上那盆绿萝缓慢生长的藤蔓，安静，规律，甚至有些……一成不变。
我，林致远，一个从农村考上大学，再被分配进省政策研究室的年轻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与文件、报告和内参为伍。抄写，整理，偶尔在老主任王伯年的指导下，尝试撰写一些不痛不痒的调研分析。我知道，这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已是梦寐以求的安稳，但内心深处，那份渴望在更广阔天地有所作为的躁动，却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敲打我的心扉。
这天下午，我正对着一份关于乡镇企业发展瓶颈的报告绞尽脑汁，试图在“政策建议”部分写出点新意，桌上的内部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王伯年主任的声音，不同于往日的温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致远，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主任，我马上到。”我心头一跳，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略显陈旧的衬衫领口。王主任很少用这种语气叫人，尤其是在工作时间。
同办公室的老张从一堆文件里抬起头，推了推厚厚的眼镜，调侃道：“哟，小林，不会是又要给你加担子了吧？最近你写的那几篇内参，听说上面反应不错。”老张是研究室的“老人”，消息灵通，但也仅限于此，他满足于这种一杯茶、一支烟、一份文件看半天的状态。
我笑了笑，没接话，心里却像被投入一颗小石子的湖面，漾开圈圈涟漪。内参？反应不错？会是哪一篇呢？是那篇关于警惕开发区“圈地热”的，还是分析国企改革中职工安置难点的？
快步走到王主任办公室门外，我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门。
“进来。”
推门进去，只见王主任正坐在沙发上，而他旁边，还坐着一位气质沉稳、不怒自威的中年人。我认得他，周汝信，省委副秘书长，偶尔会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见到，是省里有名的“笔杆子”出身，思路清晰，作风务实，据说很得主要领导赏识。他怎么会在这里？
“周秘书长，主任。”我恭敬地打招呼，身体微微绷紧。
王主任脸上带着难得的、甚至有些过于热情的笑容：“致远来了，快坐。周秘书长有点事情想问问你。”
周汝信打量着我，目光锐利却不让人感到压迫，他摆了摆手，示意我坐下，开门见山：“林致远同志，不必紧张。你前段时间写的那份《关于当前农民隐性负担的调查与思考》，我看过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是那篇！那是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跑了好几个农业县，实地走访了数十户农家，看到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除了农业税，还要承担数不清的摊派、集资、义务工，心里堵得慌，回来后才熬夜写出来的。报告里，我用了大量真实数据和案例，言辞也算恳切尖锐。报告递上去后，如同石沉大海，我还以为又被“搁置”了，毕竟，这种反映问题的报告，有时候并不那么“讨喜”。
“是，秘书长。那是我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写的，可能……可能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我谨慎地回应。
“成熟不成熟，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周汝信嘴角似乎微微牵动了一下，像是在笑，但又不太明显，“数据很扎实，案例也很典型。更重要的是，你能看到‘三提五统’这些明面负担之外的东西，看到了基层在执行政策时的扭曲和加码，这很好。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问得突然，却又直指核心。我愣了一下，脑海中瞬间闪过调研时看到的一幕幕：那个因为交不起集资款而愁容满面的老农；那个因为村里摊派修路，不得不让儿子辍学去打工的村支书；还有那一个个被各种收费项目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家庭……
我抬起头，迎向周汝信的目光，之前的紧张反而淡了些，语气变得诚恳：“秘书长，我没想太多。就是觉得，农民们太不容易了。国家的政策是好的，是想让农民富起来，可到了也许……也许能让上面的领导在制定政策时，多考虑一下基层的实际承受能力。”
我没有喊什么高大上的口号，只是说出了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为民请命？那时的我，或许还没那么高的觉悟，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出身和所见所闻的本能触动。
周汝信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着，看不出喜怒。
王主任在一旁补充道：“致远同志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对基层有感情，工作也踏实肯干，就是有时候……嗯，比较耿直。”
“耿直不是坏事。”周汝信终于再次开口，他看着我，目光深邃，“在我们这个岗位上，既需要吃透上情，也需要摸透下情。只知道唯唯诺诺，当传声筒，是不够的。要有独立的思考，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哪怕这情况不那么令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