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递交上去，如同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日子一天天过去，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依旧波澜不惊。我努力让自己沉浸在日常事务中，校对文件，整理资料，参加一些无关痛痒的学习会。但内心深处，那份被搁置、被无视的报告，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那里，不致命，却时时提醒着我那份挫败与不甘。
我甚至开始怀疑，那天在张主任办公室发生的一切，是不是我因为熬夜而产生的幻觉？那份凝聚了我心血和激情的报告，是否真的存在过？
直到一个周五的下午。
那天快要下班的时候，张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的脸色不像上次那样凝重，反而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近乎和蔼的表情。
“致远，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自己则慢条斯理地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呷了一口。
我依言坐下，心里却莫名地有些紧张。直觉告诉我，这次谈话，很可能与那份“失踪”的报告有关。
“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适应吧？”张主任放下茶杯，开始了惯常的寒暄。
“挺好的，主任，正在努力学习和适应。”我谨慎地回答。
“嗯，年轻人，适应能力强，是好事。”他点点头，话锋却不着痕迹地一转，“不过啊，在机关工作，光有能力和热情还不够，还得讲究方式方法，要懂得抬头看路。”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似乎无意地扫过我，又移开，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就比如写调研报告，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那什么样的参考最有价值？是那些既能反映问题，又能把握分寸，指出方向，给人以信心和希望的材料。”
我的心慢慢沉了下去。他终于要切入正题了。
“你上次那份关于清河县的报告，”张主任终于将目光重新聚焦在我脸上，语气依旧平和，甚至带着点循循善诱的味道，“我仔细看过了。看得出来，你是下了功夫的，跑了不少地方，收集了很多一手资料，这种深入基层的作风，值得肯定。”
先扬后抑，标准的谈话艺术。我屏住呼吸，等待那个“但是”。
“但是——”果然，他拖长了语调，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在问题的把握上，还是显得有些……嗯，有些稚嫩了。”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内部刊物，正是前几天李副主任让大家学习的那期，里面充满了“显着成效”和“宝贵经验”的文章。
“你看这些文章，为什么能上内参？为什么能得到领导的肯定？”他自问自答，“就是因为它们站位高，视野宽，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主流，看到本质，能够用积极向上的基调来引导工作。这才是我们政策研究室应该发挥的作用。”
他放下刊物，身体微微前倾，看着我，语气变得更加语重心长：“致远啊，你那份报告，问题就在于，过于聚焦在一些个别的、局部的、甚至是比较极端的案例上，比如那个因为几十块钱辍学的孩子，还有那个牵牛引发的冲突。这些情况，可能存在，但能代表全局吗？能反映我们农村工作的主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