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思考过程，比单纯记录现象更痛苦，因为它直指体制深处的一些积弊。我时而奋笔疾书，时而搁笔长考，眉头紧锁。办公室的其他同事似乎也感受到了我这里不同寻常的气氛，说话、走路都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偶尔有相熟的同事过来看一眼我满桌的草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哟，小林，这是要放卫星啊？”我只是笑笑，不多解释。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了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我的“折腾”，在他们看来或许是种不成熟的表现。
夜幕降临，办公楼里渐渐安静下来。我没有开大灯，只拧亮了桌上的台灯。一圈昏黄而温暖的光晕，将我和我的稿纸笼罩其中，仿佛与外界隔绝。窗外，城市的霓虹渐次亮起，勾勒出与清河县截然不同的繁华轮廓。这强烈的反差，更让我感到笔下文字的分量。
写到关于政策建议部分时，我格外谨慎。我知道，批评容易，建设难。我提出了几点初步想法：一是建议重新核定农民负担比例，设定硬性上限；二是规范“三提五统”的使用，增加透明度和村民监督；三是调整对基层政府的考核导向，更加注重民生改善和社会效益……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身心俱疲，但精神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和清明。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像一群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安静地等待着命令。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深邃的夜空，繁星点点。我想起父亲常说的话：“做人，要讲良心。当官，更要讲天理国法人情。”这份报告，就是我的良心，是我对所见不公的回应，也是一个初入仕途的年轻人，对“天理国法人情”最朴素的理解和实践。
“写完了？”王老师的声音在门口响起。他大概是一直没走，在等我。
“嗯，初稿写完了。请老师指正。”我将厚厚一叠稿纸递给他，手心里微微有些汗。
王老师接过稿纸，没有立刻翻看，只是掂了掂分量，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缓缓说道：“有时候，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但也是一种危险。致远，你准备好了吗？”
台灯的光晕下，他的脸庞显得有些模糊，但那句话，却清晰地敲在我的心上。
准备好了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些话，必须要有人说。有些真相，不能被永远埋没在光鲜的数据之下。
我看着那叠承载着清河县无数农民希望的稿纸，心中默念：就让这份报告，去履行它该有的使命吧。无论前方是赞誉，是批评，还是更猛烈的风浪。
此刻，万籁俱寂，唯有心中波澜，汹涌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