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胸中那团火还在烧。我想起李老栓那双浑浊又带着一丝期盼的眼睛，想起他小心翼翼递过来的那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如果连真实情况都不敢说出来，那这次调研的意义何在？
我挺直了脊背，目光直视着吴县长：“吴县长，我明白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很难。但是，‘阵痛’不能永远由最弱势的群体来承担。发展是为了人民，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如果发展的代价是让一部分群众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甚至动摇他们再生产的根基（比如卖掉稻种），那么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哪里？它的正当性又在哪里？”
我提到了“正当性”这个词，虽然委婉，但已经触及了核心。吴县长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不再看我，而是转向王伯年，语气冷淡了不少：“王处长，看来省里的同志对我们清河的工作，意见很大啊。我们基层干部风里来雨里去，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检讨。但有些情况，可能也需要更全面地了解。”
他把皮球踢给了王老师，暗示我们调研不深入，或者带有偏见。
王老师赶紧打圆场，说我们只是反映一些看到的情况，供县里参考，最终报告会力求客观公正云云。
接下来的会议，就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闷气氛中草草结束。
走出县政府大楼，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心中的愤懑并未因争论而消散，反而更加沉重。我原本以为，摆出事实，讲清道理，就能引起地方的重视。现在看来，我太天真了。他们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逻辑，一套用于应对上级检查、维护自身政绩的话语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农民个体的苦难，可以被宏大的发展叙事和光鲜的数字轻易掩盖。
“怎么，还在生气？”王老师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老师，他们明明知道问题所在，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还要用那些大道理来搪塞？”我语气里带着不解和委屈。
王老师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致远啊，你今天说的，道理上都对。但你要明白，在基层，很多时候，‘政治’不仅仅是明辨是非，更是权衡利弊。吴县长他们肩膀上扛着的，不仅是农民的口袋，还有全县干部的工资、上面的考核指标、他自己的乌纱帽。你戳破他精心维护的数字泡沫，就等于否定他的政绩，动了他的根本利益。他怎么可能轻易认账？”
他望着远处县政府那面飘扬的国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这场争论，你赢了道理，但他们……赢了场面。这就是现实给你上的第一课：有时候，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那……我们的报告还写吗？”我迟疑地问。
“写！为什么不写？”王老师的目光重新变得坚定，“正因为有阻力，才更需要有人把真实的声音发出来。不过，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需要技巧。愣头青似的硬撞，除了头破血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走吧，回去好好琢磨，怎么把这‘冒犯的真相’，说得既能引起重视，又不至于被直接扔进废纸篓。”
我默默点头，心中的火焰并未熄灭，只是开始思考，该如何将这火焰，锻造成一把更精准、更有力的手术刀，而不是一根一碰就折的木棍。前方的路，似乎比我来时想象的，还要曲折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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