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山雾尚未完全散去，如同我心头那挥之不去的沉重。婉拒了老陈和刘富贵形式上的送别，我独自背着行囊，踏上了返回清河县城的路。那份沉甸甸的报告，就稳妥地放在我贴身的公文包里，仿佛一块灼热的炭，熨烫着我的胸膛。
离村子渐远，周遭重新被山野的寂静包围。我没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找了一块溪边相对干净的大石头坐下，迫不及待地再次翻开了我那本厚厚的调研笔记。我需要用这些最原始、最鲜活的记录，来再次确认我报告中的每一个字，也再次坚定我内心的选择。
晨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泛黄的纸页上。与昨夜撰写报告时的激愤不同，此刻静下心来重读，那些潦草的字迹仿佛拥有了更强大的冲击力。
我翻到记录老陈“账本”的那几页：
“壬申年三月初七，卖肥猪一头……净落……？”那个巨大的问号，此刻看来，像一声无声的呐喊，质问着这世间的不公。
“抵账化肥两袋（结块），种子一袋（不出）。”旁边那个哭丧脸的娃娃简笔画，让我的心又一次揪紧。
“二娃子考上县中……借王老五家一百，利息三分……卖口粮玉米三百斤……要不，让娃别念了？”那被反复涂抹的字迹，是一个家庭在现实重压下，关于希望与生存的残酷抉择。
这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这是一个个家庭被碾碎的生计和梦想。
我又翻到记录“摊派”的页面：
“灭鼠费（一人五块，老鼠都不来）”
“道路集资（石子路，雨后更泥泞）”
“自愿捐款（修庙、唱戏、领导视察摆花盆）”
“保险（年年交，从未赔）”
每一个荒诞的名目后面，都对应着老耿头、狗蛋爹他们那张充满愤懑却又无奈的脸。这些巧立名目的收费，像一条条无形的吸管，贪婪地汲取着农民们本就微薄的血汗。
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记录村西头那户祖孙人家的寥寥几行字上：
“祖孙二人，土房三间，屋顶塌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