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上颠簸，像喝醉了酒的汉子，把我们送到了清河县最偏远的山坳村时，天色已经彻底擦黑。村支书老陈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等着我们，烟袋锅子在昏暗的光线里一明一灭。
“林干部，县里来的同志？咋这么晚还过来？”老陈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拎着的简单行李，眼神里是审视。
“陈支书，打扰了。我是省政策研究室的林致远，来咱们村调研几天，了解了解情况。”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而真诚，“晚上就麻烦您给找个地方落脚就成。”
老陈嘬了口烟嘴，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仿佛在掂量这话的分量。“省里来的？稀客。咱这穷山沟，没啥好招待的。要不，去我家炕上挤挤？”
“那最好不过了，给您添麻烦了。”我赶忙应下。这正是我想要的，住到村民家里，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
老陈家是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堂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电灯，光线勉强能照亮坑洼的泥土地面。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发黑，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和几条长凳，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旱烟混合的味道。
老陈的老伴是个沉默寡言的妇人，看到我们进来，只是局促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便默默地去灶间张罗热水。他们的孙子，一个七八岁模样、虎头虎脑的小子，躲在门框后面，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晚饭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一盆能照见人影的稀粥，一碟黑乎乎的咸菜疙瘩，还有几个掺着大量麸皮、颜色发暗的窝窝头。老陈有些不好意思：“林干部，对不住，家里就这条件，将就吃点。”
我拿起一个窝窝头，入手粗糙扎手，咬了一口，满嘴的麸皮感，需要费力咀嚼才能下咽。那咸菜齁咸，只能撕一点点就着稀粥喝。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贫困”二字的滋味，它不仅仅是报告上的数字，而是具体到一顿难以下咽的晚饭。
“挺好，陈支书，这就挺好。”我压下心里的酸楚，努力吃着，不想流露出任何异样。
饭后，老陈给我泡了一碗浓得发苦的酽茶。我们脱了鞋，盘腿坐上里屋那铺占据了大半个房间的土炕。炕烧得温热，驱散着山里夜间的寒气。孙子早已在炕角蜷缩着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窗外的山风呼啸着，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更显得这山村夜晚的寂静。
“陈支书，咱们村……乡亲们日子都这么过吗？”我捧着那碗粗陶茶碗，斟酌着开口，打破了沉默。
老陈吧嗒着烟袋，烟雾缭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差不多吧，好也好好不到哪儿去，差也差不到哪儿了。”他叹了口气，“地薄，不出粮食。年轻人有点力气的，都跑出去打工了，留下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娃娃。”
“负担重不重？”我切入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