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元宵节，晚八点
省政府大楼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在白日的喧嚣散尽后，显露出它寂静的骨架。这是我春节假期里的第三个值班夜，也是最后一个。窗外，零星的烟花在城市的夜空中炸开，短暂地照亮我所在的这间位于五楼的政策研究室值班室，旋即又归于沉寂，留下硝烟的味道，被寒风从窗缝里一丝丝送进来。
值班日志摊开在桌上，前面几页是前几位同事规整的字迹：“一切正常”、“无特殊情况”。轮到我了，我握着笔，却觉得这轻飘飘的四个字，难以概括这座大楼在节日里所承载的重量。
桌上的老式电话突然爆发出刺耳的铃声，打破了宁静。我心头一跳，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
“省政府总值班室。”我的声音尽量保持平稳。
“是……是省政府吗？”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略显苍老的声音，夹杂着焦急和不确定，“俺是榆树沟的农民，李……李满仓俺叫。俺们村那个扶贫款，这都正月十五了，咋还没影哩？娃开学等着交学费，实在是没法子了……”
我的心揪了一下。榆树沟，我知道那个地方，在省里挂号的贫困村。扶贫款延迟发放？这可不是小事。
“李大爷，您别急，慢慢说。”我一边安抚，一边迅速抓过旁边的值班记录本和便签，“您是哪个乡哪个村的？具体是什么扶贫款？原定什么时候发放？”
老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信息有些零碎，但我大致听明白了：是一笔针对特困户的专项教育补贴，年前就应该到位的。我记下了他的姓名、村庄、所属乡镇以及联系方式。
“李大爷，您反映的情况我记下了。现在是假期，相关部门还没正式上班。等明天一早，我会把您的情况向负责的部门反映，请他们尽快核查处理。您放心，事情一定会有着落的。”
“谢谢政府，谢谢领导……”老人连声道谢，声音带着哽咽，挂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忙音，我放下电话，看着便签上记录的信息，心情有些沉重。这本不该是一个元宵夜，一位老农该操心的事情。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有时竟如此艰难。
我郑重地在值班日志上写下：“晚八点零七分，接榆树沟村村民李满仓电话，反映教育扶贫款未按时发放问题。已记录详情，承诺节后转办。”这行字，比前面所有的“一切正常”都更具分量。
刚放下笔，值班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请进。”
门开了，周副秘书长端着个不锈钢饭盒走了进来，身上带着室外的寒气。
“秘书长？您怎么来了？”我连忙站起身。今晚并不该他带班。
“家里待不住，过来看看。”他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是几个白白胖胖的元宵，还冒着热气，“尝尝，你阿姨自己摇的，芝麻花生馅儿。”
一股甜香在值班室里弥漫开来。我看着那盒元宵，心里暖烘烘的，刚才因那通电话而生的些许压抑也散了不少。
“谢谢秘书长。”我拿起一个，小心地咬了一口，香甜软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