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没错。”我轻声说。
中午回家吃饭时，村里的大喇叭响了：“通知，通知，所有村民下午到村委会开会，商讨修建村小学事宜......”
母亲盛饭的手停住了：“又要集资了。”
父亲闷头吃饭，一言不发。
下午的村委会，气氛异常凝重。老支书站在台上，声音沙哑：“乡亲们，镇里要求每个村都要建标准化小学，咱们村还差五万块钱......”
台下顿时炸开了锅。
“五万？把咱们卖了也凑不齐啊！”
“去年的修路钱还没还清呢！”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老支书无奈地看着台下：“这是上面的要求，完不成任务，我这个支书也别当了。”
“我来说两句。”父亲突然站起来。
全场安静下来。在我记忆中，父亲从不在这种场合发言。
“建学校是好事，”父亲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但不能把乡亲们都逼死。我建议，咱们联名向镇里反映情况，请求减免部分费用。”
“反映情况？镇里会听吗？”有人质疑。
“不听就一直反映，”父亲说，“但不能不建学校。孩子们没学上，咱们村就永远穷下去。”
最后，村委会决定：一方面联名向镇里反映困难，另一方面发动村民自愿捐款。
晚上，父亲把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这是给你攒的学费，先拿去建学校吧。”
“不行！”我急忙说，“这是我的责任。”
“什么你的我的，”父亲看着我，“你是咱们村的希望。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有能力了，记得拉乡亲们一把。”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窗外的稻田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就像父亲的白发。
我突然明白了父亲那句话的深意——做人要像稻穗，越成熟越懂得低头。但低头不是为了屈服，而是为了更好地积蓄力量。
第二天清晨，我找到老支书：“支书，我有个想法。咱们可以写信给省里的报社，反映农村负担过重的问题。”
老支书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致远，你是有文化的人，这信你来写！”
就在我伏案写信时，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是赵瑞龙写来的。
“致远：见信好。学校形势依旧紧张，但已有缓和迹象。陈默每天都在图书馆用功，说要‘武装头脑’。我加入了学生会，正在筹备新学期活动。盼你早日归来，我们需要你。另：随信附上路费，不必归还。”
我看着信封里崭新的二百元钱，眼眶湿润了。
三天后，我踏上了返校的列车。父亲送我到村口，最后说了一句：“记住这片稻田。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你是吃这片稻田的米长大的。”
火车开动了，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稻田，心里默念：我不会忘记的，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