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帽刺船忘岁月，白衣担酒慰鳏孤。
狙公欺病来分栗，水伯知馋为出鲈。
莫向洞庭歌楚曲，烟波渺渺正愁予。”
苏子瞻这首诗配得上这一锅刀鱼了。于是三个老饕各以粗碗盛酒，持箸向前放量大嚼，一锅刀鱼片刻罄尽，一坛子老酒也喝得见了底。苏学士腆着肚子倒在船头，酒意醺醺，望着满天星斗，江岸边青峰隐隐，渔火粼粼，轻声吟道：“‘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水上生涯真是好，难怪渔樵耕读以渔人为第一……”
贾收在旁笑问：“等苏兄不做官了，也到钱塘江里作个渔人如何？”
苏轼叹了一声，指着邵迎说：“我还是在江边买块地跟我这年兄一起耕读为乐的好，免得被你骗上船来，又做这吃力不讨好的苦工。”一句话逗得邵迎、贾收笑个不住，苏学士自己一想刚才被人耍弄的狼狈，也笑了起来。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这是个境界。其实求来也不难，却又往往求之不得。
三位学士饱食尽兴，似醉未醉，似睡非睡，正在神仙境里徘徊，江面上映出一带光影，隐约听得人声，坐起身来一看，却是一条花船顺水漂来，船上灯火灿然，燕语莺声，转眼划到近处，苏学士已经看清了，坐在船头的红衣女子正是胡楚。
苏轼心情正好，恰遇到相熟的歌伎更觉得有趣，忙在小艇上招手叫她，胡楚看清是苏判官，忙答应一声，花船就向这边划了过来。龙靓也从舱里走出来：“大人怎么在这里？”
苏轼笑道：“我在衙门里混不下去了，买了条船在江上打鱼。你们船上可有酒？”
听苏判官打趣，龙靓也给他凑趣儿：“酒是现成的，不过要大人用鱼来换。”
“这里有新打的刀鱼，如何？”
龙靓忙说：“好呀！大人上不上船都没关系，先把刀鱼递上来吧。”笑嘻嘻地扶着苏轼登上花船，邵迎和贾收也都过来，把小艇系在花船后面。三人走进舱中，这里还有三四个女孩子拥坐一处，其中一个身穿白衣的正是花魁娘子周韶。见苏轼上了船，不由一愣。
想不到钱塘江里遇到这几个熟人，苏轼好不高兴，抬头一看，舱中只有这几位女子，一个男人也没有，觉得奇怪，走过来笑着问：“巧得很，怎么只有你们几个在此？”
苏判官问得是傻话。
周韶、胡楚她们都是欢场上的将军，若在平时，像这样的傻话自然能遮掩过去。可今天情形与往日不同，听了这些话，周韶脸色微变，笑着问：“不是我们几个，难道还有别人吗？”
周韶这话说得生硬，苏轼有点儿不好意思，忙说：“我是问你们怎么想起来游钱塘江呢？”
周韶应道：“大人也知道，我从知府那里讨得恩典，已经脱籍，很快就要离开杭州了，临行前和姐妹们聚一聚。”看了苏轼一眼，淡淡地说，“这里虽然是条花艇，却只是我们几个女人，要说的话又多，大概没功夫弹琴唱曲给大人听，酒也喝光了，我看苏大人就不必登船了吧。”
想不到周韶说出这么一句冷淡的话来，苏轼一下子愣在当场，胡楚忙说：“周姐姐开玩笑，大人不要介意。”
今天的周韶偏不是开玩笑，她是厌烦这位苏判官，真心要赶他下船。
周韶的气质恬静清雅，其实外柔内刚，有过人的骨气，更有过人的勇气。苏判官以前的连番胡闹早就让她忍无可忍，今天在江上相遇，话已说到这里，周韶干脆把话说尽：“大人曾写一首诗送给我妹妹，说是‘自古佳人多薄命’，这话说得好。我与这些姐妹都是薄命人，自幼流落娼门卖笑为生。大人却是人中龙凤，高官厚禄颐指气使。可仔细想一想，我与大人都一样是个人，会哭会笑，会气会怨，又有什么不同？只因为大人权力在手，高高在上，就可以践踏我的尊严，安排我的命运吗？”说到这里语气已经有些急了，忙沉了沉，又说，“我流落风尘这么些年，知道天下男子多没心肝，做官的尤其如此，本以为苏大人有才华有肝胆，必然与众不同，哪知大人的心竟与别人一样，甚而比别人更狠些。也许大人觉得当初不放我脱籍是为了我好，可我今天斗胆对大人说一声：你这么想、这么做都错了！孔夫子教导儒生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大人读了这么多圣贤书，怎么把圣人的教诲忘了，倒养出这么重的私心来呢？”
周韶这些话句句说到要害处，把个骄横糊涂的苏判官驳得体无完肤。可周韶毕竟是个女孩儿家，心肠软，对苏轼，也还念着他的正直和才气，不由得把语气放缓了：“其实大人不肯放我脱籍并不是恶意，我无非自叹命苦，也不敢埋怨大人。可那天我离席之后大人又写了一首诗，说什么‘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这是怪我不领陈大人的情吗？后面又说‘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这是称赞陈大人菩萨心肠，竟肯放我一条生路吗？陈大人对我有什么恩德？凭什么他就该霸占我的身子！只因为给了我一纸脱籍文书，我就该对他感恩戴德？请问大人，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这些当官的也太拿自己当一回事了！”
说到这里，周韶再也忍不住气，冷冷地说：“单这首诗，就知道苏大人对以前的事毫无悔意。也许到今天你还是一样的想法，甚而还想劝我回去追随陈知府吧？这就太不应该了。女人家心眼儿小，对大人这首诗我心里实在不能谅解，坐在一起也没意思，大人还是下船去吧！”
苏子瞻这一辈子从没像现在这样狼狈不堪，一句话也不敢说，缩着脖子下了花船，灰溜溜站在船头上，看着这条灿烂的花船飘然远去。邵迎和贾收都不知道事情原委，想劝也没法劝，只能在边上呆站着。
在周韶这件事上苏判官实在是大错特错。也正如周韶所说，若非有人当面点破，苏子瞻只怕到死都不能醒悟。
孔圣人创立儒学，教育儒生，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专职的政治家，让他们进入朝廷“克已复礼”：克制皇帝的私欲，维护最有利于国家人民的社会秩序。可孔子死后，这些儒生们就背离了圣人教训，做官之后一个个变成了皇帝的管家、奴才，跟皇帝一起把百姓们踩在脚下。为了划清士人与百姓的界限，儒生们干脆用他们手中的特权垄断了绘画，垄断了书法，垄断了音乐，垄断了诗词文章，垄断了一切形而上的艺术。那些他们垄断不了的，就视为“贱业”，农、工、商三类人都斥为“贱民”，只要是个读书人，哪怕日子过得再落魄，社会地位总还高人一等，精神上也能沾沾自喜。却忘了，当年孔圣人教育他们读书，是让他们与百姓站在一起，去为民请命、“克制”皇帝的。
苏子瞻是个天真热烈的好人，他的思想比多数人都纯洁，绝没有欺天害理的狠心，只因为苏判官“太拿自己当一回事”而责备他似乎有些残忍。可为了替周韶讨一个公道，不责备苏学士几句又不行。
权力本是一种“原罪”，掌权的人天生就已经沾上了罪孽，最好能像老子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从心里忘了自己是个“官”；就算到不了这个境界，至少也该做到“不敢进寸而退尺”，只把自己认作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儿”。若不知反省，整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就犯了大错；再敢稍微弄权害民，顿时成了罪犯了。
幸亏苏轼并非自己要霸占周韶，只是在边上瞎忙活，勉强算是“一番好心”、还有两分“情有可原”吧。否则，这个人不论多么有才华，德性上是这样，也就要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