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苏轼心里敢想，嘴上不敢问，想了想又说：“陛下有心节省宫中用度。但臣以为这些花灯毕竟是民间之物，如果陛下要买，便依原价，如果觉得太贵也可以不买，把灯发还原主，让他们自己去贩卖。至于减价收购似乎不妥，命开封府拘收封存，不准原主私贩，更不妥当。”
苏轼这些话很有道理，神宗皇帝善于纳谏，沉思半晌，点头道：“就依卿之言，今年的浙灯照原价收购吧。”
见皇帝如此圣明，当殿准其所奏，苏轼大喜过望，真心向上谢恩。神宗皇帝微笑道：“眼下变法大事千头万绪，争议极多，朕有心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正需要卿这样的能臣直言奏明，就算指责朕个人的过失也无妨。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神宗皇帝对苏子瞻这么亲切和蔼，原因很简单：眼下神宗正想启用几个大臣，苏学士是其中的首选。
神宗皇帝借三司条例司之手打击旧臣子，扫**御史台，虽然完全成功，引发的争议也不小。遭贬的官员一肚子怨气，前朝留下的一群掌过权的老臣也对朝局不满，反对的人太多，神宗皇帝竟有些压制不住了。
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朝皇帝“不杀士”。不是不想杀，是祖宗制度在那里，不准他们杀！最多只是贬官外放罢了。皇帝不杀大臣，臣子们就不怕皇帝，敢说真话、敢当面和皇帝争执辩论的人也就格外的多，要想改变这个现状，神宗皇帝就必须突破“不杀士”的规矩，用锋利的屠刀封住大臣的嘴。
神宗皇帝要夺天下大权，早晚会尝试杀几个大臣给天下人瞧瞧了，但眼下朝廷里正直之臣还占大多数，执政的王安石也是位正人君子，有这些人在朝廷上，皇帝想杀人，一时还办不到。
既然不能压服大臣，神宗皇帝不得不采取怀柔举措安抚人心。但变法还在继续，早先因反对变法被贬谪的大臣此时很难招回，想找一个与王安石唱反调、与变法不合拍却又没什么后台、没什么根基、没什么本事、起用之后也不会干扰大局的臣子，没这么容易。
想来想去，神宗皇帝想起了在开封府任推官的苏轼。
基于这些考虑，神宗皇帝才借“浙灯”的因头儿招回苏轼，对他温言抚慰。
苏子瞻是个实心眼儿的老实人，哪知道皇帝的心思，听了几句热呼呼的话儿只觉心头火热，连眼眶子都湿了，忙向上奏道：“陛下欲至国泰民安，应该做三件事，称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苏轼说的结人心，是让神宗皇帝不要急着打击朝臣的意思；厚风俗，是请皇帝变法的脚步放慢一些；“存纪纲”三个字大概是虚的。这些神宗皇帝都听明白了，点点头，不置可否。
见皇帝神色慈和，微微颔首，苏轼以为皇帝今天是真肯听他劝说了，赶紧又说：“臣听说天下人莫不有所依靠，百官能役使百姓，是靠了陛下的支持，陛下要治国，又靠什么呢？”
苏轼这一问其实没有什么深意，可神宗皇帝听了暗吃一惊，误以为苏轼要说“皇帝治国靠纳谏”，然后责备皇帝借三司条例司之手打压御史台。还不等他有什么反应，苏轼已经自顾说了下去：“人主之所恃，自然是民心了。”
苏学士前头的话差一点戳中皇帝的要害，倒把神宗吓了一跳，哪知后面跟着的却是一个俗套子，说了等于没说，神宗这才知道苏轼根本没看透朝局——以苏学士的城府大概也看不透。于是放下心来，笑着说：“天子所恃是民心，说得好！”
听皇帝称赞苏轼更来了精神，又说：“变法走到今天，大概陛下也听到百姓的怨言了吧，为何有此怨言？是因为陛下变法太急。自太祖、太宗以来国家财赋掌握在户部、盐铁、度支三司手里，这个制度本来甚好，可陛下忽然设置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几个年轻人把持三司条例司，任意制订律条，迅速推行运作，不问民情，不理民怨。须知百姓耕种田地、商人贩货牟利是他们养家活口的根本，就像鱼入水则活，树扎根才生一样，可三司条例司所行法令一经推出，百姓失其田产、商人失其生意，如鱼离水，树断根，百姓吓得魂不附体，哭嚎哀告，陛下却看不到百姓的苦处，只听几个心腹重臣在陛下耳边说：‘我等变法，并无害民之心，所变之法也没有害民之处，不怕别人议论。’这就像一帮人架鹰牵狗腰缠弓矢走进森林，却对别人说：‘我们不是打猎的！’就像一帮人驾着小船拿着渔网进入江河，却说：‘我们不是打渔的！’如此自欺欺人别人怎么能信？大臣们偶尔劝陛下一句，就有人假借陛下之名出来喝斥，骂这些人是‘奸邪’，一律罢免，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到这时神宗才知道，原来苏轼责备的是王安石。
王安石本就是皇帝面前的“挡箭牌”，自从变法开始以来，天下人都在责备王安石，已经责备不出什么花样来了。苏学士博古通今，很会讲故事，一番话说得好不热闹。但对于城府如海的神宗皇帝而言这些都是废话，若在平时，早就不肯听下去了。今天正要启用苏轼，不妨姑且听之。于是面露微笑，任他说去。
苏轼又说：“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朝廷的变法就犯了这个毛病，新法推行太快，百姓不能适应，若能假日时日缓缓推行，才有可能成功。比如这《青苗法》最怕的就是官府向百姓强行摊派贷款，陛下是圣君，当然管得住臣下，但几十年几百年后朝廷出了昏君佞臣，地方上出了贪官污吏，用‘青苗贷款’迫害百姓，那时陛下还管得了吗？百姓们受了迫害，都会问：‘《青苗法》始于何时，又是何人所订？’结果发现这法是陛下订的，是从我朝开始的，百姓们岂不要骂？”
苏轼把话说到里，神宗皇帝已经有了几分困意，趁苏子瞻低头琢磨的时候掩住嘴悄悄打了个呵欠，强打精神问道：“依你之言应该怎么办？”
苏轼抬起头来向上奏道：“臣以为不如罢去三司条例司，重立规矩，先整顿吏治，再求变法。”
——罢去三司条例司，正好神宗皇帝也有这个想法。
“三司条例司”成立以来办了很多要紧的事，只可惜“三司条例司”规模太小，人员太少，掌握朝局的力度不够，所以神宗打算把这个机构撤销，让“三司条例司”的人马跳出这个小圈圈儿扩散到整个朝廷去。
“罢去”和“扩大”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可聪明的神宗却能把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让“罢去”成为“扩大”，真是高明！
但对“三司条例司”的改动调整是一件大事，皇帝犯不着跟苏轼这么个小官儿商量。
正好，皇帝还没答话，内侍上殿奏道：“三司检详官太子中允吕惠卿求见。”
吕惠卿是三司条例司官员，主持变法事宜，每天都有事向皇帝禀奏。按说皇帝正在听苏轼进言，应该让吕惠卿等一会儿再进来，但神宗对苏学士的长篇大论已经失去了耐心，就吩咐：“叫吕惠卿进来。”回头又对苏轼笑道：“你接着说。”
这时吕惠卿已经走上殿来，向皇帝行了礼，就站在苏轼身边。
苏轼倒也有自知之明。刚才他提出罢去三司条例司，自己也知道这话说过了头儿，皇帝未必肯听从，现在吕惠卿来了，罢去三司条例司的话就更不能提了。可在皇帝面前当面奏事的机会难得，不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又不甘心，略想了想又说：“陛下天纵英明，博学广闻，尧舜之心，文武之能，为政英明勤奋，决断如神，所怕的只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我大宋虽有积弊，然而江山稳固，百姓归心，能臣多有，若求治太急，竟不求稳，不问民心，不恤臣子，社稷震动在所难免。加之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能臣一言不合立刻罢黜，新进臣子充斥朝廷，两三年间朝堂上面目全非，时局动**社会滋扰，这是‘未得治，先得乱’。臣想陛下变法的目的绝不在此吧？”
苏轼这些话说得恳切，在一旁的吕惠卿却有些听不下去了。
苏轼指责皇帝过度提拔新人造成朝局动**，吕惠卿正是这么一个“新人”，苏学士这不是指着鼻子骂吕惠卿吗？早前为了科举中的一张试卷两人闹过一场，吕惠卿很不喜欢苏轼，忍不住插进话来：“你的意思是不该变法？”
苏轼忙说：“变法是必须的，只看怎么变。”
吕惠卿立刻又问：“你说该怎么变？”
在皇帝面前吕惠卿气焰万丈咄咄逼人，苏轼气短言亏，无所依仗，还没辩论，已经输了。现在被人家质问过来，苏轼只能尽力辩论，转向皇帝奏道：“臣以为要变法首先必须整顿吏治，只有吏治清明，变法才能成功。否则所立法令再好，一经实施就变了样子，如此无论怎样变法，最终都难以成功。所以我认为变法应该急于求吏，缓于立法。”
苏轼所说的“急于求吏，缓于立法”是朝廷众多大臣共同的心声。但这样做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求人为先，朝臣自然更受重视，国家言论更加开放，而皇帝的君权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二是求人于前，立法于后，变法的进度就会拖缓，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年一大变，三年通盘变”，神宗皇帝急着富国强兵，也等不得。所以“急于求吏，缓于立法”虽好，神宗皇帝却不能接受。
吕惠卿在神宗身边呆了三年，深知皇帝的好恶，立刻从苏轼话里听出破绽，忙向上奏道：“臣以为法不可不变，而变法之道又有一年一变，数年一变，或者一世一变的。《周礼》有言：‘正月始和，垂于象位’就是一年一变；‘五载一巡狩’乃是五年一变；‘刑罚世轻世重’就是一世一变。而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乃是万世不变之法。古人变法之时并不提‘用人’，因为变法若得当，人事自然更新。所以国家有弊端就要变法，岂有坐视弊端而不变的道理？”
吕惠卿很聪明，几句话把苏轼那个“先求吏，后立法”的建议揭了过去。苏轼只能接着吕惠卿的话头儿往下说：“变法不能急于求成、全盘变更。就像我们住的宅子，屋瓦破了就补一补，房梁歪了就正一正，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没必要把整间房子推倒重盖。大宋立国百余年，国政有利有弊，好的就要保持，弊端才要革新，不能一概而论，全盘更改。如今立法过快，用人太急，法令刚拟出来就推行下去，臣子一句话不合就被罢免，这就过了。”
听了苏轼的话神宗皇帝暗暗皱眉。
苏学士太老实，一不留神踩进了吕惠卿设的套子，他最后说的这两句话无异于当面指责了皇帝。
听苏轼说了这鲁莽的话，吕惠卿微微一笑，就此不再动问，神宗皇帝坐在上头也不出声，苏轼还没明白殿上的气氛怎么忽然变了，一时惶然，也愣住了。
半晌，神宗皇帝开口了：“卿等所议各有道理。”看了苏轼一眼，没说别的，把手一摆，苏轼只得告退。
第二天，诏命下达：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特进祠部尚书。
祠部，是礼部下属的一个衙门，祠部尚书只是个六品官职，名字好听，其实专管礼部衙门的各种杂事。苏学士一人担着史馆、官告院、祠部三个闲差，看似重用，实则赋闲。
又过几天，皇帝下诏：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并入中书五房和司农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