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就是哲学狂人，他最终也确实发了狂，求狂得狂
“权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公正”，是尼采形而上学的五个基本词语。权力意志是存在者的本质，没有理念和目的，就是纯粹的权力扩张、统治世界。一切价值都是虚无，也就是“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价值成为一种“重估”，成为权力意志的计算。既无价值和目标，则一切都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种永恒的愚弄，把我们卷入其中”。至于超人，是在人类中筛选的学说，是超越人性的，不是人性。人类只是材料，超人才是统治者。用什么统治呢，用“公正”统治。“公正”是什么意思呢？反正不是字典上的任何意思，是“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谁来评价呢？当然是超人。于是，“公正”是“权力意志的最高方式”，是“真理之本质的真正的规定基础”。
这就是尼采的形而上学，继柏拉图的“善”、康德的“自由”之后，一个巨大的倒退。他的超人，毋宁说是“狂人”，他的哲学，就是“狂人日记”。世界历史，确实有他狂人日记的一面，尼采就是哲学狂人，他最终也确实发了狂，求狂得狂。
形而上学乃是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
形而上学乃是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真理是把存在者所是的什么(本质、存在状态)、存在者存在这一实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带入“相、理念”“知觉”、表象、意识的无蔽领域之中。而真理总是要求某个人类，通过这个人类而被安排、奠基、传达，并且因此得到保存。本质上，而且历史性地，真理及其保存乃是共属一体的。
存在状态(存在者之为存在是什么)和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存在这一实情以及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还有真理的本质方式和真理的历史，以及最后，为了真理之保存而被置于真理之中的人类——这些东西限定了某种五重性，形而上学的统一本质就在这种五重性中展开自身并且总是一再自缚于其中。
我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人!人化的世界，由人设定。人的本质是语言和技术，语言是人的牢笼，技术是人的延伸。真理的本质也是人，由某人提出，以某人命名。
在尼采的哲学里，一切价值和理想都是虚无，唯有“权力意志”是实存
我确信尼采是个坏人，他的哲学是坏的哲学。在他的哲学里，一切价值和理想都是虚无，唯有“权力意志”是实存；一切人类都是蝼蚁，唯有他的“超人”是世界的主宰，而“超人”的主宰也没有愿景，主宰就是愿景。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三段论，但是，其大前提“如果他思想，他就实存”本身并没有证明，而是运用了“自明性”的魔杖。所以，“故”字应该去掉，改为“我思我在”定律——自我即思想的存在者，人就成为别具一格的主体，在这个“一般主体”的支配领域，“存在者”不再是“受造存在者”，而是“确定存在者”，是“无疑之物”，是“思想、表象”。这个定律乃是“表象的完全本质”，只是给出了一个对“基础”和“原理、本原”的本质的新规定。这个基础定律的本质现在是根据“主体性”的本质，并且通过“主体性”而得到规定的。“公理”现在具有另一种意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为解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找到的作为“矛盾律”的公理的真理性。诚然，笛卡儿并没有明确地讨论过这个作为基础定律的定律的定律特征。
普罗塔哥拉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自始就是：存在者是什么
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自始就是：存在者是什么？希腊政府把存在者之存在规定为在场之持存状态。对于尼采来说，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是混沌，因而就是生成，而且恰恰不是固定者和持存者意义上的存在。存在受到了排挤，为的是推出生成，而生成的变异特征和运动特征被规定为权力意志。
价值乃是人能够吞食的最高的权力量——是人，而不是人类
上帝已经死了，我们要让“超人”活起来。
价值乃是人能够吞食的最高的权力量——是人，而不是人类!人类更多的还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目标。关键在于这个类型：人类只是试验材料，是败类的巨大剩余：一片废墟。
尼采的思想，到了超人这一步，就异化成了魔鬼的意识形态，得到纳粹的推崇。超人本应该是“超我”，不断地超越自己，生成新的自己。尼采却制造出一个人上人的超人。与其说人类是工具，不如说上帝是人类的工具。有了上帝，上帝面前就人人平等。尼采取消了上帝，塑造出超人，超人就成了上帝，而整个人类都成了耗材。
一切存在或思想，都是言说
形而上学被规定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一种被嵌入思想词语中的真理。这种词语道出对在其机制中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要求，即范畴。所以，范畴就是形而上学的基本词语，从而就是表示哲学基本概念的名称。康德说：我们必须根据判断表来获得范畴表。因此，作为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本质的标识，我们可以造出一个标题：存在与思想。这个表述表达出：存在是通过思想从存在者出发又向着存在者而被把握为存在者的“最普遍之物”的，而“思想”在此被理解为陈述性的言说。
一切存在或思想，都是言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华与华的超级符号和品牌理论中，把一切都诉诸言说，品牌即言说。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存在者是人世的存在者，也就是语言的存在者
我们取消了真实的世界：那还剩下哪个世界呢？也许是虚假的世界吗？绝对不是的!随着真实世界的取消，我们同样也取消了虚假的世界!
尼采对真理的本质作了极端的思考，他把真理的本质称为“公正”。
尼采的“公正”一词既没有“法律上的”含义，也没有“道德上的”含义，而指的是那个承担和完成“符合”之本质的东西，即向混沌的同化，向“存在者”整体的同化，而且因而就是这个存在者整体本身。
公正超越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区分而向外观看，并且因此观入一个更广大的境域之中——在其中，人的本质得到更广大的规定。
没有真实，当然也就没有虚假，这是语言所决定的。尼采在语言的牢笼中做困兽之斗，而他的武器却乞求于语言。他抓到了一个“公正”，却又说不是一般意义的公正，这是他没有武器了。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存在者是人世的存在者，也就是语言的存在者。语言是海，人是鱼，永远无法上岸。要么“设定”，要么放弃，否则永无宁日，只能发疯。
哲学催生了科学，也逐渐被科学所替代，是技术不断生成新世界、新存在
真理是“持以为真”，是对持存状态之基础的相同性和同一性的估计和预见。这里可以看出尼采对真理地位之“贬降”，真理是由生命所定义的，而人类生命本身归于混沌。尼采找到一个词，艺术，他说生命以艺术的方式归属于一种生成的混沌。真理不能做的事情，由艺术来完成。艺术把生命体美化而使之进入更高的可能性中。这艺术不是狭义的艺术，而是指把生命有所美化而置入更高可能性之中的所有形式。尼采颠倒了柏拉图的真实世界和虚假世界。他说真实世界是生成者，而虚假世界是固定者和持存者。这么说我们永远生存在虚假世界，而真实世界永远在生成之中。所以，尼采说：“真理就是一种谬误。”但是，谬误的意思就是与真理失之交臂，错失了真理之物。那么，真理就是对真理的错失了。真理必然做了两次思考：一方面，真理被思考为对持存者的固定；另一方面，真理又被思考为与现实之物的一致性。以后者为基础，前者就是谬误。而艺术作为美化，是一种与生成者及其可能性的一致性，从而成为比真理更高的价值。
尼采的“艺术”是什么呢？如果按他说的那种功能，不如说是“技术”，科学技术，或者说，技术是艺术所有形式中最重要的形式。所以，哲学催生了科学，也逐渐被科学所替代，是技术不断生成新世界、新存在。
矛盾律应该被视为一个命令、指令
矛盾律应该被视为一个命令、指令。认识的本质骨子里就具有命令的本质特征。生命在自身中，在其生命状态中，就具有命令的本质特征。而原始的命令活动和命令能力又源于一种自由，它本身就是自由存在的一个基本形式。自由就是创作，即对一个基础的毫无根基的奠基，其方式是：自由把它的本质的法则赋予自身。而命令活动无非就是这个。这是认识的命令特征和创作特征的双重说明。命令和创作必须起源于自由，自由的本质包含着“寓于自身存在”，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存在者能够与自身相一致，存在者能够在其可能性中把自身赋予自己。我可以以《中庸》的开篇一句话来对应这一哲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谁命令的？天命令的。而率性，充分地发挥这天命之性，就是把自身百分之百赋予自己，就是自由。
一切运用范畴的思维，任何运用图式的预先思考，亦即根据规则的思考，都是透视性的，是由生命的本质所决定的
尼采对认识的生物学解说：
理性也就像欧几里得的空间一样，成了某些动物种类的特异反应性，而且是多种特异反应性中的一种。一切运用范畴的思维，任何运用图式的预先思考，亦即根据规则的思考，都是透视性的，是由生命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主观强制性乃是一种生物学的强制性。
我们也可以此来解释“格物致知”，格，就是对混沌的图式性思考，是思考的规则，然后透视是非善恶。
尼采说：目的性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
理性中的目的性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
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基本学说：目的就是原因。
比如我们为了住宿和遮风避雨，于是建了一间房子。目的就是建房子的原因。尼采并非要否定这一解说，而是要强调，目的是先行被固定的东西，是理性生产出来的，因此就是一个结果，一个被构造出来的图示意义的结果。这种对目的性范畴的特别强调表面，尼采不只是把目的性把握为其他范畴中的一个范畴，而且把它理解为理性的基本范畴，赋予目的性这样的一种优先地位。
这一哲学降维理解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亚里士多德是首先服务于最终目的，目的、现状、真因、对策。尼采对目的就是结果的思想，则指向我们的“成果物定义”，把成果“物”最清晰地构造出来，图示出来，这就是那个靶心的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