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指导
关于写伟人
近年来我写了几篇记述伟人的文章，引来多种报刊的转载，有的篇目还很快被选入大学、中学课本，不少读者和报社希望谈点体会。
其实我原来绝无一定要搞这类创作的打算，只是在过去读经典著作时认识了这些伟人，而在现时的改革实践中，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又感到要重新认识他们，于是就拿起思考的笔。这其实就是几篇读书笔记，几乎每篇都可以从日记本中找到原始的片段。古人论文，“不平则鸣”，中医论病，“不通则痛”。这几年社会上，包括我自己，确实常常有对传统的“不通”之惑，于是就有痛苦的求通的思考。文为通而写，打通作者之思，打通读者之思。文章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由不平到平、由不通到通的过程。这是情与理的梳理。伟人在社会上、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很大很大了，但这主要是靠他们的伟业、理论，靠政治影响。人们接受的是他们的结果，是被舍弃了过程之后的结果，所以往往敬而远之。在许多地方他们与读者并没有通。文学就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就是要把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提示出来，就是要有血有肉，沟通情理，让读者可亲可信。所以我不想再重复那些结果而努力“顺瓜摸藤”，去找到那些碧绿的叶片和芬芳的花朵，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果之前的样子。在这个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我找到了瞿秋白的故居，特别是门前的河上那座已成过去的“觅渡”桥，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落难江西时劳动的工厂，找到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延安窑洞，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指挥了战略大决战的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西柏坡，还有召开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间旧伙房。甚至远渡重洋，在日本找到了周总理游历过的岚山和岚山诗碑，在德国西部找到了马克思出生的房子。伟人的思想、业绩是一棵大树，我要找的是这树的生长点、是它的年轮。我努力在那个新思想的生长点上做文章，希望能给读者启示出一个过程，开通一个新的思路。伟人是个旧题目，旧题最难作，这是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已为人打通，明白如话，分毫毕现，读者已无惑可释，无知可求。但无中求有，便是大有，便是新路，会别有一番惊喜。
百年明镜季羡老
98岁的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
初识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发奖会上。新闻出版署每两年评选一次全国优秀图书，季老是评委坐第一排，我干一点宣布谁谁讲话之类的“主持”之事。他大概看过我哪一篇文章，托助手李玉洁女士来对号，我赶忙上前向他致敬。会后又带上我的几本书到北大他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先生的住处是在校园北边的一座很旧的老式楼房，朗润园13号楼，他住一层。那天我穿树林、过小桥找到楼下，一位司机正在擦车，说正是这里，刚才老人还出来看客人来了没有。房共两套，左边一套是他的会客间，卧室兼书房，不过这个只能叫书房之一，主要是用来写散文随笔的。我在心里给它一个名字叫“散文书屋”。著名的《牛棚杂忆》就产生在这里。一张睡了几十年的铁皮旧床，甚至还铺着粗布草垫。环墙满架是文学方面的书，还有朋友、学生的赠书。他很认真，凡别人送的书，都让助手仔细登记、编号、上架。到书多得放不下时，就送到学校为他准备的专门图书室去。他每天四时即起，就在床边的一张不大的书桌上写作。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学校里都知道，号称“北大一盏灯”。等到会客室里客人多时，就先把熟一点的朋友让到这间房里。有一次春节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长来拜年，一会儿市委副书记又来，他就很耐心地让我到书房等一会儿，并没有一些大人物借新客来就逐旧客走的手段。这时你可以尽情地仰观满架的藏书，还可低头细读他写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钢笔，总是那样整齐的略显扁一点的小楷。学校考虑到他年高，尽量减少打扰，就在门上贴了不会客之类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面挡驾。但先生很随和，常主动出来，请客人进屋。助手李玉洁女士说：“没办法，你看我们倒成了恶人。”
这套房子的对面还有一套东屋，我暗叫它“学术书房”。共两间房，全是季老治学时用的语言、佛教等方面的书，人要在书架夹道中侧身穿行。向南临窗也有一小书桌，是先生专著学术文章的地方。我曾带我的搞摄影的孩子，在这里为先生照过一次相。他就很慷慨地为一个孙辈小儿写了一幅勉励的字，还要写上“某某小友惠存”。他每有新书出版送我时，也要写上“老友或兄指正”之类，弄得我很紧张。他却总是慈祥地笑一笑问：“还有一本什么新书送过你没有？”有许多书我是没有的，但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满足，就连忙说有了，有了。
先生年事已高，一般我是不带人，或带任务去看他。只有一次，我住中央党校，离北大不远，党校办的《学习时报》大约正逢几周年，要我向季老求字。我就带了一个年轻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中记者很为他的平易近人和居家生活的简朴所感动。那天助手李玉洁女士讲了一件事。季老很为目前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担忧，特别是水资源的浪费，我知道他是多次呼吁的，但没有办法。他就从自家做起，在马桶水箱里放了两块砖，这样来减少水箱的排水量。这位年轻的女记者，当时笑弯了腰，她不可理解，先生生活起居都有国家操心，自己何至于这样认真。以后过了几年，她每次见到我都提起那事，说季老可亲可爱就像家乡农村的一位老爷爷。后来季老住进301医院，为了整理老先生的谈话我还带过我的一位学生去他处，这位年轻人回来后也说，总觉得先生就像是隔壁邻居的一位老大爷。
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是在24岁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龄留洋的啊，一去10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近几年基因之说盛行，我就想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不走，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他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每到春节，总有各级官场上的人去看他，送许多大小花篮，他对这总是暗自摇头。他住的病房门口的走廊上总是摆着一条花篮的长龙。花又大房间又放不下，要去找他的病房这成了一个标志。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虚应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便婉言谢绝。
后来我去看他，知道他的所好，就专送最土的最实用的东西。一次从香山下来，见到山脚下地摊上卖红薯，很干净漂亮的红薯，我就买了一些直接送到病房，他极高兴。他很喜欢我的家乡出的一种“沁州黄”小米，只能在一片小范围的土地上长，过去是专供皇上的。现在人们有了经营头脑，就打起贡品的招牌，用一种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装。先生吃过米后，却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台上摆着，说插花很好看。后来，聊得多了，我还发现一丝微妙，虽同是一批大学者，但他对洋派一些的人物，总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处聊天，一般是我说得多些，考虑先生年高，出门不便，我尽量通报一点社会上的信息。有时政、社会新闻，也有近期学术动态，或说到新出的哪一本书、哪一本杂志。有时出差回来，就说一说外地见闻。有时也汇报一下自己的创作。他都很认真地听。助手李玉洁说先生希望你们多来，他还给常来的人起个“雅号”，我的雅号是“政治散文”。他还就着这个意思为我的散文集写过一篇序。如时间长了未见面，他会问，“政治散文”怎么没有来。一次我从新疆回来，正在创作《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谈到在伊犁采访林则徐旧事。虎门销烟之后林被清政府发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银为他赎罪，林坚辞不肯，不愿认这个罪。在纪念馆里有他就此事写给夫人的信稿。还有发配入疆，过“果子沟”时，大雪拥谷，车不能走，林氏父子只好下车趟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祷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先生听着眼角已经饱含泪水。他对爱国和孝敬老人这两种道德观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说，爱国各国都爱，但中国人爱国观念更重些。欧洲许多小国，历史变化很大，唯有中国有自己一以继之的历史，爱国情感也就更重。他对孝道也很看重，说“孝”这个词是汉语里特有的，外语里没有相应的单词。我因在报社分管教育方面的报道，一次到病房里看他，聊天时说到儿童教育，他说：“我主张小学生的德育标准是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和睦伙伴。”并当即提笔写下这四句话，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他有一文专记此事。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在北大这处荷花水景也有个名字，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大流行的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
我到医院看先生时，常碰到护士换药。是腿伤，要伸到伤口里洗脓涂药，近百岁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却说不痛。助手说，哪能不痛，但先生从不言痛，医院都说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最好的模范病人。他很坦然地对我说，自己已老朽，对他用药已无价值。他郑重建议医院千万不要用贵药，实在是浪费。医院就骗他说，药不贵。一次护士说漏嘴：“季老，给您用的是最好的药。”这句话倒叫他心里长时间不安。不过他的腿疾却神奇般地好了。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丢不掉。我即开车到玉泉营市场买了一个有四个小轮的可移动小桌，下可盛书，上可写字。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再去时，小桌上总是堆满书，还有笔和放大镜。后来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条件更好一些。许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学生那样伏案写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写了一本《病榻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