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我们这个记者团，除余大雄、张岳军外，无人能说日本话的，真是一个“哑旅行”（日本有一小说名《哑旅行》，说一个日本人到欧洲去旅行，不懂外国语文，闹出种种笑话，我曾译此书在《小说林》出版）。不但此也，到日本来，有许多交际仪式，也都有未谙的，于是先行大家解释叙述一番。尤其在宴会中，西洋人更有许多繁文缛节，吃日本菜还松动的多，我们不要有什么失态，以致遗笑邻邦。幸而那天大阪《朝日新闻》的宴客，还算过得去，但也发生一件不大愉快的事。这天《朝日新闻》的社长（已忘其姓名），年已七十，长髯垂胸，仪表甚好，他是主席，我坐在他的斜对面，而我右首便是代表《新申报》的这位漫画家沈泊尘。酒半，沈忽技痒，取纸伸笔，速写那位社长的容貌。我急拽其袖，令其勿写，彼不听，以为描写很神似，且以示之邻座。社长有所觉，于是邻座的日本记者即以呈社长。社长付之一笑，说：“这是我哥哥像吗？”意谓画得他太老，其实心中很不悦，语毕，即以此像压在碟子下，这使我们很尴尬，又不能向他道歉。余大雄后来怪之，沈还得意，以为画得很像，所以社长不还他也。沈泊尘神经早有问题，不久病卒。
有一天，我在东京一家日本旅馆里（我们所住的旅馆是日本招待所指定的，群聚在一处），因为体有不适，谢绝了他们一次宴会。但是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言语不通，很为不便，于是临时向余大雄学了一套，譬如要茶要水，要饭要菜，如何呼唤下女等等。他们去了，我觉得枯寂无聊，便实习大雄所教的日语了。唤下女，他们的习惯是拍手，一拍手，下女闻声即至。如果下女不在近处，则可呼唤。我先拍手，无以应，便呼“乃生”（按，此是译音，若译意，则曰“姐样”，日本人这个“样”字，乃尊敬的称呼，男女兼用之），果然下女姗姗其来了。
这些大旅馆的下女，都选取年轻而貌美的，也大都是高小女学毕业的。我想我虽然学得几句日语，怕发音不正确，格格不吐，不如和她笔谈为妙。那个下女颇甜净，善笑。我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芳子”。这两个汉字，就写得很工整，于是便一路笔谈下去：什么地方人？几岁了？读过几年书？好似查她的履历一般。她也问我：姓什么？中国什么地方人？从前到过日本吗？又问：有没有太太？则掩口吃吃而笑，似以为这是对旅客不应当问的。我们只管笔谈，却忘了唤她进来是什么事了。她也不问是有什么使唤，我猛想起，便也觉得不好意思，便即说要一壶茶，她便即出去匆匆地泡了一壶茶来。
我那时确是腹中有些饿了，但是不知道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日本有许多怪食物，而这些怪食物，又有许多怪名词，常使人莫名其妙。我们在上海时，常和几位在日留学回国的朋友，到虹口去吃司盖阿盖（牛肉烧），也由下女坐在榻榻米上，为之料理，但这可不适宜，也嫌麻烦。忽然想起在中国最流行而普通的一种食物蛋炒饭。因用笔写出给芳子看道：“是用鸡卵与米饭同煮的。”芳子摇首，笑了一笑，既而又写出了“亲子丼”三字，意思是说与我所要的蛋炒饭相类。但这个丼字，引起我的好奇心，为什么在井字当中加一点呢？我问芳子，是否井字？她说：“不是，读音则如冻。”原来亲子丼者，乃是用鸡与鸡蛋，加以粉类同煮。“亲”者，指鸡而言；“子”者，即是鸡蛋；“丼”字，乃日本容器。但中国字书无此字，意者日本别有一仓颉吧。
在我没有到日本以前，早听说日本是男女同浴，初不避忌的。又说是我乡江建霞太史（标）年少美风仪，在日本洗浴时，日本女郎围观而笑，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因此有《东邻巧笑图》之作。其实也过甚其词，开他的玩笑而已，我到了日本，没有看见到什么男女同浴。据他们说：“那是在浴池中，但男女也是分开的，在泳池中间隔以一栏，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过我在这日本式的旅馆中，他们自有浴室的。那一天，我到浴室中去就浴，推门进去，先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在内，我即忙退出，她即向我笑颜迎入，原来这是旅馆中的佣妇，他们呼之“阿妈生”的，她只是在清理浴室而已。她做手势，似乎可以帮助我洗浴似的，我急谢辞之。
日本那时的浴室，即使在他们号称为大旅馆者，也是简陋得很的。里面是一个大浴桶，贮满了水，足有半身高，底下烧火。就浴的人，另以木桶取水，向全身浇之；或擦以肥皂，用毛巾拭之；所谓淋浴，也没有莲蓬头。但上海那时的各大新式旅馆，却早已有西式瓷浴缸，冷热自来水龙头了。可是日本人勤于浴，到处有公共洗澡的地方，每日必去，无间寒暑，他们是讲实用，不事奢华的，而且对于那个传统性很为坚固，叫他到这些新式浴室里去，反而觉得周身不自在咧。
我那时也坐过日本的火车，那也远不及中国的火车，但他们那时是自己办的铁路呀，不是像中国那时的借助于外力。他们的卧室车，没有专房，只是一个统间，上下两层，仅仅障以一幕，因此常常有误揭别人之幕而以为自己的卧榻的。倘在中国，脾气暴燥的人，便要怒吼争吵，日本人即使误揭妇女卧榻之幕，也不甚以为忤，只是鞠躬谢罪而已。
那时日本火车上，也没有餐车，但一路的车站上，都有出售“辨当”的。（按：“辨当”两字，中国人有译之为“便当”者。）“辨当”是何物呢？用木片制成的一长方匣子，中贮以白米饭（冷的，日本人吃惯冷饭，惟米粒较中国者佳），其中或有半个鸡蛋、两片鱼、一块酱萝卜（日本呼萝卜为“大根”，他们的酱萝卜极佳），附有筷子（竹制相连的，食时始分开）、牙签之类，其价是日圆两角（那时日圆与中国银圆相差无多）。吃完以后，这辨当匣子和筷子等一古脑儿向车窗外一丢就完事了。
茶也是由车站上供应的，一把青花粗瓷茶壶，普通的茶叶，那是热的，其价不过数分而已，喝完了撂在火车里，到下几个火车站，自有人来收取空茶壶去。那是当时的情形，到现在当然不同了。
在日本最使人不惯的，便是那脱鞋子的风俗。虽然这还是他们从中国古代学去的，但是我们中国早已改变了，而他们还是固守旧习，不能改变。这也是所谓“万世一系”吗？无论公共场所，无论私人家庭，入门便要脱鞋子。在日本大家都穿木屐的时候，较为便利，现在已普通都穿了皮鞋了，皮鞋上还有带子，解带去履，就要破费不少工夫，何必一定要如此呢？还有，在未去日本之前，我就说笑话：“诸位先生有习惯穿破袜子的吗？假使有那些空前绝后的袜子露出来，是不雅观的。”因为我在上海虹口到日本料理店吃司盖阿盖时，有位王老五，正是袜破无人补，急来抱佛脚，只得临时就近购了一双新袜子穿上，才得傲然进门。
那时日本的各大都市，像西洋式那些大百货公司，也早已有了。他们不称为百货公司，而称之曰“吴服店”，吴服店中百货杂陈，舶来品应有尽有，本国的新出品，也广为罗列。不似中国上海南京路有些百货公司，是外国人来倾销外国货的，似乎中国货都不值得一顾的了。这些吴服店，每天就有数千人进出，也要叫每人脱了鞋子方能进门，那门前鞋子堆积如山了。而且那些吴服店的地板，光漆如镜，走廊又有地毯，不耐你泥鞋的践踏。于是他们想出法子来了，制成了无数的白布软底套鞋，用下女们守在门口（这个地方，日本人称之为“玄关”），每一客走进吴服店，必套上这白布套鞋，购买东西，或进来巡游的人，从后门出来，也有人守在那里，脱去你的套鞋，这样就方便得多了。
总之，我觉得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百废俱举，勇于进取。有人谈起：他们那时到欧美考察的人，最注重于理化机械之学，而中国人到欧美去的，大都研究文学、哲理，以及音乐、美术；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聪明，而有他们的勤恳。中国人自诩为“形而上者”之学，以为高明，其如不切当代的时势，所以当时日本就比中国早熟了。
我们这一次也经过日本的名胜古迹地方不少，但我至今都已忘怀，事隔数十年，在日本也有沧桑之感。只记得在西京的游览金阁寺，在岚山的看红叶，有口占句云：“金阁寺前夕照斜，岚山红叶艳于花。……”下句已不复记得，什么风景，亦只是过眼一瞥而已。
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狭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谁说艺妓不肯以色身娱人者，我不是想吃冷猪肉，本可不删风怀，然亦不过浪费纤佻的楮墨，暂且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