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倚虹怎样认识的呢？说来也甚微妙。当我在编辑《妇女时报》的时候，有一位杨女士常来投稿，都属于诗词之类，什么绾春词、饯秋词，我知道这都是她的床头捉刀人所作，一看笔迹便知道，无庸推敲其意义了。那时《妇女时报》上妇女著作，非出于闺阁之手甚多，一律为之登载，不然，这个《妇女时报》要曳白了。
不久，倚虹到报馆里来见访了，我们谈得甚好，颇有相见恨晚之雅。又因为谈到他随我师陈少甫先生到新加坡当领事，他充随员的事，更觉有些融洽。他那时正从中国公学法政班毕业出来，和我住得很近（我那时已住在爱而近路了），时相过从。这时《时报》正要添人，我就介绍于楚青，楚青也就答应了。倚虹进馆后，就由他编外埠新闻，后来我们商量组织《小时报》，由他主任，而我也便帮助了他。
当倚虹未来时，我在报馆里，每晚八九点钟至十二点钟这一段时间，最为无聊。因为所有新闻稿以及论文等都已发齐了，专电却还没有来。从前息楼那班朋友，时常来此聚首，有时出去吃个小馆子，有时在息楼里打起小麻雀。现在好似人去楼空，我一人觉得很是孤寂，除非是出去访问友朋，否则是对着电灯枯坐而已。自倚虹来后，两人便不觉得寂寞，讲故事，说笑话，那时他家眷不在上海，他们那个大家庭，却在杭州，因此他常常和我同去吃夜饭，也每至深夜，然后回去。
望平街那一带，周围都是饮食店。京馆有悦宾楼，我们吃得最多，因为他可以打一口京片子，伙计们似乎更客气，唤他毕大爷。我们常吃的什么糟溜鱼片、清炒虾仁等等，大概是两菜一汤，不喝酒，价不过两元而已。番菜馆那边更多了，有一家春、岭南春等等，这时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烧鸡、火腿蛋，应有尽有，有一道菜，名曰红酒青果煨水鸭，我们常吃，说是大有诗意。上海的番菜馆有两派，一派是广东派，一派是宁波派，我们所吃的都是广东派，所以猪脚必称“猪手”，牛舌必名“牛脷”，我们讨论过，这脷字不见经传也。广东菜则杏花楼近在咫尺，但我们不去请教它，专趋广东小馆子，什么洋葱炒牛肉、虾仁炒蛋、腊肠蒸一蒸，开价也还不到两元，真是便宜。
我们有时也到饭店弄堂（这弄堂一带尽是饭店，因此得名），那吃客太挤了，常没有空位子，它的菜名都只有两个字，什么汤卷、秃肺（都是鱼杂）、圈子（猪肠）、白切（猪肉）、煎糟（鱼类）等等，那都是本地菜，外埠人来此，真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有一次，我们谈到福州路一带的番菜馆，不是广东式的，便是宁波式的。但他们的招牌上，都是写着“英法大菜”。真正外国大菜，究竟好到怎么样，我们要去尝试一回。我说：“外国人吃饭，有许多臭规矩，不像中国人的随便。”倚虹说：“不去管他，闹笑话就闹笑话。”于是我们闯进去了，在近黄浦滩一家西餐馆，是有一个外国名字的，不记得了。这个大菜馆，十块钱一客，在当时上海要算最贵的了。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有时也便在此，西崽都是中国人，至于餐味，我们莫名甚妙。有一碟是两小块红烧肉，配以两个很小巧的马铃薯，这在我们家庭中，不值五分钱耳。
又有一次，四马路胡家宅方面，开了一家日本西菜馆，每客大菜只需要五角钱，什么咖啡、水果，应有尽有，我们也要去试试。的确是日本人开的，是大概夫妇两人吧。男的还穿了西装，女的却是和服。房子是借着人家楼下一间，这个大菜，实在难于下咽。咖啡、水果，的确应有尽有，咖啡在一个大壶中，倒一杯就是；水果有几粒樱桃，一只香蕉。毕倚虹大发诗兴道：“烂了香蕉，黄了樱桃。”（乃仿前词人“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句也。）
关于毕倚虹的事，我将随时想到、写到，我再谈谈戈公振。公振是夏蔚如先生（名仁虎，别号枝巢）介绍给狄楚青的。初来《时报》时，是个校对，后来便升为编辑本埠新闻。公振处事也颇为勤敏，但人缘极不好。本来我们校对有三人，不须添人，重以夏蔚老的面情，加添了一人。其时我有位亲戚王君，也在校对部，他告诉我：“戈公振到了校对部，神气活现，好像他是个主任，指挥同事，像煞有介事，大家都不服他。”我说：“少年气盛，也没有做过报馆的事，将来自会改变气质的。”可是他后来不但对于校对方面，对于报馆营业方面，也去侦察他们，掇拾细故，便去告诉楚青。
从来做老板的人，都喜欢听听伙计们的闲言闲语，以显示他的察察为明。好比一个国家的元首，不论皇帝也罢，总统也罢，总喜欢听听左右的论调。楚青是老板阶级的人，有时对于公振的话，也颇听得进，有些也是事实。于是营业部中人便恨极了，题他一个绰号叫作“小耳朵”，这是上海俗语，说他就是老板一个耳报神。楚青呢？对于公振说他很细心，很勤恳，表示颇赏识他。
那时本埠新闻正空了个缺，公振好似清代的即用知县，遇缺即补了。调他编本埠新闻，的确是很细心，很勤恳，每天写一则关于本埠新闻的时评（这个“时评”两字，景韩所题，说是有双关之意，一是时事评论，一是《时报》评论），也还不差。不过他究竟不是久居上海的人，有些地方，未免隔膜一些。只是他下笔甚迟，雷继兴那个时候，不到半小时就完事了，他却四五点钟来，要到深夜才回去，要摸索这许多时候呢。
当时他有一位未婚夫人，不知是不是他的同乡（他是江苏东台人），好像是姓翟，常常到报馆里来的。那时上海的那些报馆，不仅没有女记者，女人也从没到报馆里来的。但时报馆初无禁忌，我与倚虹，也都有女友来访过。公振这位翟小姐，后来每夜必来。我到了每夜九十点钟，无事可为，往往出去游玩，到十二点钟，回来发专电，看大样，而这位翟小姐，却常见她坐在案头，陪伴公振，毕倚虹说她：真是要枕“戈”待旦了。
又过了两年多吧，那时他已离开了《时报》，推荐了一位同乡夏奇峰到《时报》来代他的职了。据夏奇峰告诉我：那位翟小姐，已与公振解约了（没有结婚，故不能称为离婚）。我当时还不相信，以为他们两相爱好，何遽判袂。夏奇峰说：“在公振还恋恋不舍，翟小姐却毅然决然，他们在律师事务所签好字出来，翟小姐向公振说了一声‘再会’，便似惊鸿一瞥地高飞远去了。”我那时正在某杂志写短篇小说，苦无题材，便影射此事，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即为《再会》。公振见之，当不愉快，我亦自悔孟浪也。
公振后遂出国，曾在国联任事，回国以后，《时报》已易主，其时我亦不在上海，故未与谋面。他的志愿，颇思进入申报馆，尔时申报馆正人材济济也。但史量才对之淡然，又有人谓其器小不大方，那正是公振的人缘不佳。不得已请其编《图画周刊》，因他在欧洲时，常以外国报上的图画，剪寄《申报》也。但这个职位，不是他的志愿，郁郁寡欢，遂以病卒（据说是盲肠炎和腹膜炎），始终未获一爱人，友朋为理其丧，葬于静安寺路一公墓。最惨的日寇侵华，到了上海，静安寺路公墓被掘，有数尸暴露于外，有人往视之，其一却是公振。乃重为掩埋，我不知造物主把他的运命如何安排，正是鲁迅诗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了。幸而他有一部《中国报学史》传世，聊足有慰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