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即爱好戏剧，七八岁时，常由父亲领着到戏院子里去看昆剧（苏人称为文班戏）。那个时候，在苏州以昆剧为正宗，但城内也只有一家戏院子。虽然京戏班子，也有得到苏州来，只许在城外普安桥一个戏院子里开演。昆剧的所以盛行，也因为苏人喜欢听曲者多，所有绅士人家，每遇喜庆，常有“堂会”，青年子弟，恒多客串，我因此也看得多了。后来我馆于我姑丈尤家，诸位表兄弟们都是曲家，我也随之学习，虽然未能成功，却也略窥门径。
后来到了上海，那时以京剧为主体了。有人说：北京是中国第一戏剧都市，那么上海便是中国第二戏剧都市了。戏院既多，名角也众，但我对于京戏，兴趣没有昆剧高，大概是没有研究的缘故吧？
回忆在我小时候，偶然也看一二回京戏，回家后，祖母问我：“你看到了什么戏吗？”我说：“我不知道！只看见红面孔与黑面孔打架。”家人引为笑柄。
随后，上海的京戏也在改变了。夏氏兄弟排演了什么时事新戏。根据太平天国之战（俗名《铁公鸡》），那时号称时装戏，有个向大人（荣），红顶花翎黄马褂，出现于舞台，上海人好奇喜新，一时哄动。于是《铁公鸡》一本、二本、三本，一直编演下去。后又由夏氏兄弟，特建了新舞台，添加各种布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那时有个伶人潘月樵（艺名小连生），时常到时报馆来，请教于陈景韩。他是唱老生的，演新戏最卖力，慷慨激昂，满口新名词。对于观众，好作似是而非的演说（他们京戏中的术语，名之曰“洒血”），但观众反而拍手欢呼。（后闻潘月樵曾经一度为岑春煊的武巡捕，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潦倒了。）
既而又有一位名伶汪笑侬来到上海了，据说此君是满洲人，曾经做过某处一任知县，为什么忽然下海唱戏呢？不知道。其所以自己改姓名为汪笑侬的缘故，说是有一天，他以其自己认为卓越的艺术，晋谒于北京著名老伶工汪桂芬。以为汪桂芬必奖赞他，谁知汪对他不置可否，只笑了一笑，他自己就把名字改为汪笑侬。人家这样说，不知确否？
其时我友陈佩忍，正在上海办一种戏剧杂志，名曰《二十世纪大舞台》，那也是中国戏剧杂志的破天荒，意思也想戏剧革命。但佩忍自己一点也不懂得戏，上海那些写戏稿的人，不知有多少，却都不合他的规律。汪笑侬来上海所编唱的戏，什么《哭祖庙》《骂阎罗》之类，觉得颇为别致。他因此拉着我，要去同访汪笑侬。我说：“汪是一个瘾君子，白天不起身，夜里要上戏院子，要去访他，最好是散戏以后，到他寓所去，在他烟榻上，一灯相对，那是他精神最足的时候。”
约定了一天，在夜里十二点钟以后，佩忍打电话到时报馆来，邀我同去访问汪笑侬。汪是住在他的朋友那里，蓄了一条小狗，是北京带来的。他倒还没有北方伶人的那种习气，谈锋也很健。
向来北京的那些名伶，都称“老板”（其实“板”应作“班”，乃是掌班的意思，后来以讹传讹，都写成老板，所谓约定俗成。也有写成“老閭”者，伶界很不通行），我们只称之为汪先生。佩忍本想和他谈谈戏剧改良的事，但他转而讲及北京的政治，痛骂官场，连那些王公大臣都骂上了。据说他的文词也不错，佩忍本来原想请他在所编的戏剧杂志上写点文章，后来不晓得怎样，好像写了几首诗，我可忘怀了。
其时学校演剧，上海也渐渐开这个风气了。法国人在上海所办的天主教学校，有一所徐汇公学，常常训练学生演戏，我有朋友介绍，也曾去看过几次。每逢什么节日，或是招待学生家属，开什么恳亲会时，常常演戏。有时也有很好的短剧，不是完全宗教性的，不过他们讲的是法语或英语。那戏台只不过是象征的，临时搭起，服装更是极简单的，但必定是有一个幕。到后来，上海中国人所办的学校，学生演戏，也大为盛行，开什么游艺会、恳亲会、毕业会以及许多节日，也常常有此余兴，那是这班青年男女学生最高兴的事了。不是我在前数章，也曾述及过在上海城东女学演剧的事吗？
这时在我国戏剧史上，开辟一个新天地的，那是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看了日本新兴所谓新派剧，回到中国，开办春柳社的事了。可以说：我们中国后来流行的话剧，大都开源于此。日本留学生开始在日演新派剧，发动在一九〇七年，这是借一个赈灾游艺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区青年会举行的。
谈起春柳社，使我第一个想起的便是那位李叔同先生，他是春柳社的最先发起人。他世居天津，也曾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过书，后来留学东京美术学校。在留日学生发起演日本新派剧的时候，他们所主演的戏，便是《茶花女》。这时候，林琴南和他的友人所译的法国小仲马所写的《茶花女遗事》一书，刚出版未久，正哄动了上海的文学界，几乎是人手一编，因此我国在日的留学生，便选定此故事，作为剧本。
李叔同美丰姿，长身玉立，跌**风流，经同学推定扮演茶花女，他也很高兴。可是他那时还留着一抹美式的小胡子，为了扮演茶花女，竟也剃去了。
茶花女是法国女子，不能穿中国或日本女子的衣服，他特地还制了几身当时最漂亮的西洋女子装服。其实这一部《茶花女》，也只演了两幕而已。那时叔同在戏单上的艺名，便唤作李息霜。可是他就只演了这一次，就没有演过第二次，而且也更没有演过别的新剧。（我记得后来他们留日学生又演过《茶花女》，那却是江小鹣（名新，江建霞的次公子）扮演的茶花女了。）但叔同虽不演戏，却曾经穿了这几套漂亮的女西服，拍了许多照片，赠送文友。我曾在我友毛子坚家里，见过了几帧，那便是茶花女的扮相了。
李叔同先生，我和他只见过一面，以后便没有见过了。他也是南社中人，南社中有两个和尚，一是苏子谷的曼殊上人，一是李叔同的弘一大师。两位都是诗人，叔同诗颇绮丽，自入空门，即不复作；曼殊则一动笔即是缠绵悱恻语了。两位又都是画家，叔同能作大幅油画，不多见；曼殊颇多白描小品，散见于友朋处。但两人都是学佛者，叔同精严，曼殊圆融也。传叔同有一位日本太太，出家后，即与绝缘，这位太太涕泣求见一面，无论如何不见，人有疑其绝情者，但学佛者，首先戒除贪、嗔、痴、爱，而爱字最难戒，非猛勇不可，弘一却能坚持此毅力呢。关于李叔同轶事，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我只就其演新派剧一事连类及之。
留日学生，在东京所演的新派剧，除《茶花女》外，还有好几种，他们都是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共不求助于日人的。日本的伶人们，倒也欣赏中国青年有艺术天才，颇多来参观的。但这个春柳社到上海来演出，却是以陆镜若的力量为多。陆镜若，原名扶轩，江苏武进人，镜若是他登台的艺名。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主任陆尔奎的儿子，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生。他的戏剧知识，并不是无师传授，而是像中国戏剧界时传统一样，曾拜了一位日本新派剧的名伶藤泽浅二郎为师，而且也亲自登台实习过。
陆镜若回到上海后，便到时报馆来访我，我本来不认识他，那是我友徐卓呆所介绍的（卓呆原名筑岩，因笔画太多，自改为卓呆，又笔名曰半梅），徐卓呆也是日本留学生，性好戏剧，与春柳社这班人时相过从。
那时，《时报》上新添了一个附刊，唤作《余兴》（其时尚无副刊这个名称，《申》《新》两大报，有一个附张，专载省大吏的奏折的），这《余兴》中，什么诗词歌曲、笔记杂录、游戏文章、诙谐小品，以及剧话、戏考，都荟萃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