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是权力史的伪装。我们在历史叙述中，常常听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评语。这种成败主义的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以结果导向的权力崇拜。它默认成功就是正义，胜利就是历史的唯一合法性来源。而在这种叙述逻辑中，那些在权力游戏中失败的个体，哪怕他们出发点正义、行为崇高，也会被轻易地污名化、遗忘、抹除。
这是对历史的粗暴简化，更是对人民历史感情的无情背叛。因为“成败”这种标准，往往与权力强弱、军事胜负、手段残酷等密切相关，而与道义、正义、人民利益毫无关系。
真正的历史，不是看谁最后坐上龙椅，而是看谁站在人民一边。我们不能再用帝王将相的角度来评判历史成败，而应重新回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感受中，来重新书写我们的历史坐标。
被消音的人民，是历史的最大空白。千百年来的史书，从《史记》《汉书》到《资治通鉴》，再到各朝实录，几乎都以帝王为中心、将相为主体、权臣为轴线，普通百姓不过是“兵火中流离失所”的背景板、“灾年中饿殍遍野”的素材，甚至没有姓名，只以“民”“庶”“百姓”“愚氓”等抽象符号代称。
然而，正是这些被忽视、被边缘、被抹去的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承担者。他们种地、织布、服役、交税，是国家运转的能源，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他们的沉默，是被剥夺的表达权；他们的死亡，是被践踏的生存权。
当我们只记住“开疆拓土”的名将，而忘记了征伐中死去的万千士卒；当我们颂扬“励精图治”的君王，而无视赋税加重下破产的农户；当我们标榜“盛世太平”，而略过奴役制度和酷刑法度——我们所记住的，已经不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一场精心建构的“统治者叙事”。
英雄不过是潮流中的浮木，人民才是大河本身。所有所谓“英雄人物”，都离不开时代的土壤与人民的承托。曹操若无黄巾乱世，安得雄心？刘邦若非楚汉崩局，焉能起义？朱元璋出身乞儿、李自成骑马进京、洪秀全高举异教之旗，哪一个不是苦难深重的社会催生出来的历史变量？
这些人物固然重要，但他们不是历史的主体，而是被历史浪潮托举的浪尖人物。真正推动历史滚动的，是千千万万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流血流汗、在战火中死去的人民群众。
没有人民的痛苦，就没有叛乱的起点；没有人民的怒火，就没有政权的崩塌。人民不是陪衬，而是根本。英雄会腐朽，王朝会更迭，但人民一直在——哪怕他们曾被历史遗忘。
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建立与崩溃，看似源于战争、权谋、自然灾害，实则根本在于“失去人心”。一个政权如果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生存权、公平感、希望感，那么无论它曾多么辉煌，都会在某一天轰然倒塌。
这种“人心”的丧失，不是靠几句诗词、几项德政能挽回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制度压迫、经济剥削、政治冷漠、司法不公逐渐堆叠的总和。人民不是天生造反者，而是在一再忍让之后，终于走到了愤怒的边界。
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太平天国的“灭清扶汉”，教员提出的“耕者有其田”——这些口号之所以一呼百应，正是因为它们回应了人民最深层次的呼声。
所谓盛世，也可能是人民的沉默灾难。历史课本上，我们被教导去歌颂“贞观之治”“康乾时期”“汉武时期”，但这些所谓“盛世”背后，真的就是人民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盛世”本身建立在对人民极致的剥夺与沉默基础之上。
康乾时期确有对外扩张与政局稳定，但同时也有文字狱、移民垦荒、压迫汉人土地阶级，赋役沉重、贪官横行。贞观之治下的“均田制”早已失效，豪强并地成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背后，是酷吏当道与对匈奴战争连年不息带来的财政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