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许多王朝体制设计中缺乏这种韧性机制：没有独立司法，无媒体监督，无地方自治，无学术审议，无合法反对力量。一旦发生失误，既无外部纠错，也无内部博弈。
就像没有保险丝的电路，一次过载就可能全盘熔断。每一个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没有系统机制来处理它。
这种零容错系统，短期内效率惊人，长期必然崩溃。崩溃不是因为问题太大，而是因为“没有应对问题的结构”。
结构性的资源错配，让社会无法维系基本秩序。政治系统是一种资源分配机制。一旦其分配逻辑无法维系公平、效率与秩序，就会引发系统性不满。
土地集中、赋税不均、徭役沉重、兵民对立、财政畸形、冗官横行……这些都构成了社会“结构性压迫”。即便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暴君当道”，民间秩序也会在这些压力下逐步失控。
资源错配是系统性的问题，不是改一项法令、换一个皇帝能解决的。它需要制度转型，而不是个人道德的回归。
而往往在王朝后期，这些问题被视为“局部”，而非“体系”。最终，局部积累为总量，边缘失衡成核心震荡。
关键性“缓冲机制”一旦失效，坍塌便无可阻挡。在许多系统中，都存在一些“缓冲机制”——比如能拉拢精英的恩赏体制、安抚民众的救济系统、维系军心的赏功制度、分散权力的责任设计。
但在王朝后期，这些缓冲机制往往因财政吃紧、政争白热、官僚劣化而率先崩溃。一旦缓冲区不再有效，系统所有冲突便被直接推到核心结构。
精英倒戈，民众暴动，军队哗变，地方割据——这不是“人民反了”，而是系统自己失去了缓冲的空间。
在信息论中，有个术语叫“鲁棒性丧失”。王朝的灭亡，就是鲁棒性崩溃的极致表现。
王朝之所以能长期维系，是因为“没有替代选项”。但一旦新的政治组织、新的军事力量、新的文化叙事、新的经济模型开始浮现，旧系统的正当性就会加速崩解。
群众并不天然反对旧王朝，他们只是追求秩序与生存。当旧秩序无法提供这些，而新方案看似可以，那他们就会“跳船”。
这时候，无论旧系统多么努力修复，它都已经失去了未来。因为民众已经在心理上“退群”，系统失去了“继续运行”的社会基础。
一个王朝不是被击垮的，而是被替代感吞噬的。它不再是唯一方案，于是，它就成了“过时系统”。
把王朝命运归咎于“一个人”，是一种自我安慰。“亡国因为昏君”“失败因为奸臣”“战败因为懦将”——这些解释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简单、明确、有情绪发泄对象。但它们毫无分析价值。
任何政治体系，只要其结构稳定，就不可能因为一人、一事而倾覆；反之，如果结构早已病入膏肓，任何“贤人英主”都救不了局。历史不是戏剧，不靠主角撑场。
如果我们总用“换个皇帝就好了”“少个贪官就能延命”来解释王朝灭亡，那我们就是在逃避更难面对的现实：那是一整套制度、一整个群体、一整个社会逻辑的失效。
只有当我们抛弃“人祸决定论”，才可能真正理解复杂社会的运作规律。王朝的死亡，是一个系统的自我解体，是一个秩序整体下线的过程。它值得敬畏，而不是归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