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人来访问。
辛巳，给尚书令柳元景加司空衔。壬寅，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南徐州从事史范阳的祖冲之向皇上进言，说何承天的《元嘉历》差错太多，他重新编制了新历法，还说：“旧历法中，冬至日的位置是固定的，但不到一百年，就会差两度；我现在让冬至日的度数每年都稍微变化一点，这样以后长期使用，就不用频繁修改了。还有，子时是时辰之首，位置在正北，虚宿是北方各星宿的中间；现在我的新历法，上元日的度数从虚宿一度开始。再有，日期的名号，以甲子为开头；我的新历法，上元岁就在甲子年。另外，何承天的方法，日、月、五星各有各的起始点；我的新方法，交会、快慢等情况都以上元岁首作为起始。”皇上让精通历法的人去反驳他，结果都没能难倒祖冲之。但正好赶上皇上驾崩，新历法最终没能施行。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南朝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历史，如同一面折射帝王性情与时代矛盾的多棱镜，字里行间藏着权力逻辑的冰冷、人性挣扎的无奈，以及文化碰撞的火花。
帝王性情：猜忌与偏执下的权力碾压
宋孝武帝刘骏的统治风格在这一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对扬州秀才顾法对策的粗暴反应（“恶其谅也，投策于地”），到对直臣沈怀文的步步紧逼，可见其对“异己”的零容忍。沈怀文因不饮酒、不好戏调，便被视作“故欲异己”，最终因“卖宅东还”的举动触怒龙颜而遭赐死。这种猜忌心已超越政治博弈，沦为对个人习性的偏执打压——帝王的“同”与“异”成了生死标尺，权力的任性足以碾碎任何独立人格。
更值得玩味的是柳元景的“救语”：“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看似催促定罪，实则以“速正”暗示从轻，却仍挡不住刘骏的杀意。这一幕暴露了专制皇权下的生存悖论：连求情都需迂回，而帝王的愤怒足以吞噬所有理性。
礼制博弈：佛儒碰撞中的权力意志
宋孝武帝推动“沙门致敬人主”，是对东晋以来“沙门不敬王者”传统的颠覆。从庾冰、桓玄的“议而不行”，到刘骏强制推行，本质是世俗皇权与宗教权威的角力。诏书以“崇亲严上”为核心，指责佛教“反经提传”，实则是用儒家伦理重构宗教秩序——让沙门向帝王致敬，本质是将宗教纳入皇权管控范围，彰显“人主至上”的绝对权威。
这场博弈的短暂性（废帝即位后即恢复旧制），也印证了文化惯性的强大：宗教与世俗的边界，绝非一道诏令就能彻底改写。但刘骏的尝试，已显露后世“儒佛合流”中皇权主导的底色。
生死无常：个体在时代洪流下的微末
这一年的生死叙事充满唏嘘：皇子子云立日即卒，贵妃殷氏之死让帝王“精神罔罔”，沈怀文三子“行哭请命”却无力回天。帝王的悲痛可以“颇废政事”，而臣子的生死却系于君主一念。最讽刺的是，刘骏为殷贵妃“凿冈通道数十里”，致“民不堪役，死亡甚众”——一场私人的哀悼，最终以无数底层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折射出专制时代“一人悲欢即天下悲欢”的荒诞逻辑。
历史余音：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张力
沈怀文的悲剧，是“直道而行”在专制皇权下的必然结局；沙门礼制的反复，是文化传统与权力意志的持续角力；帝王的喜怒无常，则暴露了“人治”的致命缺陷。这些片段拼凑出南朝政治的底色：制度尚未成熟，权力缺乏约束，个体命运如风中残烛。
而祖冲之改良历法的尝试（“岁岁微差，将来久用，无烦屡改”），恰与朝堂的混乱形成对比——当政治陷入短视与暴戾时，科学的理性却在追求“久用”的长远。这种反差，或许正是历史的韧性所在：无论权力如何喧嚣，总有一些人在为更永恒的价值默默耕耘。
总的来说，大明六年的史事，是南朝宋由盛转衰的缩影：帝王的偏执消耗着国力，礼制的博弈暴露着矛盾，而个体的悲剧则不断叩问着权力的边界。这些故事穿越千年，仍在提醒我们：如何在秩序与自由、权威与多元之间找到平衡，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