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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纵派侍中谯良等人到后秦拜见姚兴，请求出兵一起攻打东晋。谯纵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谯道福为梁州刺史，带着两万人去进犯荆州；后秦王姚兴派前将军苟林带着骑兵去和他们会合。
自从卢循往东去了之后，江陵这边就和建康失去了联系，各路盗贼也趁机四起。荆州刺史刘道规派司马王镇之带着天门太守檀道济、广武将军彭城人到彦之去支援建康。檀道济是檀祗的弟弟。
王镇之到了寻阳，被苟林打败了。卢循听说这事儿，任命苟林为南蛮校尉，还分了些兵给他，让他乘胜攻打江陵，还放出风声说徐道覆已经攻克建康了。桓谦在路上招募以前的旧部，响应他的老百姓有两万人。桓谦驻扎在枝江，苟林驻扎在江津，这两路敌人一起逼近，江陵的官员和百姓很多都有了别的心思。刘道规就把将士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桓谦现在就在附近，听说不少人心里都在打小算盘，想着要不要改换门庭。不过我从东边带来的文武官员足够应对这事儿，如果有人想走，我也不拦着。”说完，当天夜里就把城门打开，一直到天亮都没关。大家都被他这举动给镇住了，没人再敢提走的事儿。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晋末年刘裕平定卢循起义的关键阶段，同时穿插了北魏与柔然的北方战事、西秦与西凉的西北博弈，展现了公元5世纪初中国南北方政权并存、战乱频发的复杂历史图景。从军事决策、人物性格到政治格局，这段记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启示。
军事博弈中的决策智慧与战略短视
卢循与刘裕的对决，本质上是两种军事思维的碰撞。卢循一方，徐道覆展现出敏锐的战术洞察力，提出“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裕”的激进策略，试图以雷霆之势突破刘裕防线。这一决策抓住了战场主动权的核心——趁刘裕立足未稳发动突袭，可惜被卢循的“万全之计”否决。卢循的保守源于过度依赖“大势溃乱”的幻想，忽视了刘裕集团的凝聚力，最终陷入“师老无功”的被动局面，其“按兵待之”的决策实质是将主动权拱手让人。徐道覆“我终为卢公所误”的感叹，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叹，更道破了起义军错失战略机遇的致命失误。
反观刘裕，其军事才能在危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最初“见循军引向新亭，顾左右失色”的紧张，到发现敌军回泊蔡洲后的镇定，体现了优秀统帅的心理素质。他采纳虞丘进之计“伐树栅石头淮口，修治越城，筑查浦等三垒”，以防御工事巩固阵地，变被动为主动；面对卢循“声言悉众自白石步上”的佯攻，虽一度判断失误，但最终依靠沈林子的坚守挽回颓势。这种“防御中寻战机”的策略，与卢循的犹豫不决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战局逆转的关键。
人物性格决定历史走向
这段历史中，人物性格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尤为显着。卢循的“多疑少决”使其错失多次战机，面对徐道覆的正确建议固执己见，最终导致军心涣散；而刘裕的果决与容错能力则成为取胜关键——他能容忍刘毅战败后的“待罪”，继续委以重任，展现出政治家的胸襟；在徐赤特违令战败后，又能果断斩之立威，体现铁腕治军的原则。
徐道覆作为起义军的核心谋士，其战略眼光远超卢循，却受制于主君的保守，最终“事必无成”，折射出权力结构对人才价值的制约。沈林子则凭借冷静判断多次识破敌军计谋，成为刘裕后方的重要支柱，其“妖贼此言，未必有实，宜深为之防”的预警，展现了新生代将领的成熟。
政治格局的联动与制衡
南北方的战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微妙的联动效应。当刘裕全力应对卢循起义时，北魏与柔然的战争暂时缓解了东晋的北方压力；西秦王乾归“复都苑川”、沮渠蒙逊与西凉“结盟而还”，则反映了西北政权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这种“南方内战、北方拉锯、西北制衡”的格局，构成了东晋末年的政治生态。
东晋内部的权力调整同样值得关注。刘裕在平乱过程中“受黄钺，馀固辞”，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既巩固军权又避免过度揽权引发猜忌；刘毅“乞自贬”后仍“知中外留事”，体现了刘裕对内部权力平衡的把控。而司马国璠兄弟投奔后秦，被授予刺史之职，反映了敌对政权对东晋内部矛盾的利用，凸显了乱世中政治博弈的复杂性。
历史启示：细节决定战局走向
此战中的多个细节堪称军事教科书案例：卢循用“老弱乘舟向白石”的佯攻战术，险些突破刘裕防线；徐赤特违令出战导致查浦失守，警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需建立在正确判断基础上；刘裕“大治水军，遣孙处、沈田子自海道袭番禺”的决策，跳出正面战场思维，以“釜底抽薪”之计摧毁敌军根基，展现了“不墨守成规”的军事创新。这些细节印证了“细节决定成败”的战争法则。
总体而言，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一场起义的兴衰，更揭示了乱世中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的交织。卢循的保守与刘裕的果决、徐道覆的怀才不遇与沈林子的崭露头角、南北方的战略互动，共同构成了东晋末年权力更迭的缩影，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军事决策、政治智慧与人性博弈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