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卢循从临海打到东阳，太尉桓玄派抚军中兵参军刘裕带兵去打他，卢循战败，逃到永嘉去了。
高句丽攻打宿军，后燕平州刺史慕容归直接弃城跑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东晋末年桓玄起兵夺权的关键历程，字里行间尽显权力场的残酷博弈、人性的复杂摇摆以及时代的动荡不安。从军事决策到政治洗牌，从个体命运到王朝兴衰，多个维度共同勾勒出一幅乱世图景，其中蕴含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发人深省。
军事抉择：信念崩塌下的连锁溃败
刘牢之的军事决策失误成为引爆局势的关键导火索。作为东晋北府兵的核心将领，他手握数万劲旅却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最终沦为权力棋局的牺牲品。何穆以文种、白起、韩信等历史人物的悲剧为例进行游说，精准击中了刘牢之“功高震主”的心理软肋。他既担忧平定桓玄后难以应对朝廷猜忌，又幻想通过依附桓玄保全富贵，这种摇摆心态让他陷入“一人三反”的道德困境，最终在众叛亲离中自缢身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裕的清醒判断。当刘牢之邀请他共赴广陵时，刘裕敏锐地指出“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拒绝参与这场注定失败的冒险。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为他日后崛起埋下伏笔。而参军刘袭“一人三反，何以自立”的怒斥，不仅道破了刘牢之的致命缺陷，更揭示了乱世中“政治信誉”的重要价值——失去道义支撑的军事力量，终究难逃崩塌的命运。
政治洗牌：权力更迭中的利益重构
桓玄入京后的一系列操作，展现了权臣夺权的典型路径。他先是通过“称诏解严”实现权力合法化，随后迅速构建以桓氏家族为核心的权力网络：任命桓伟、桓谦、桓修等亲信分掌要害职位，同时吸纳王谧、殷仲文等士族代表，形成新的统治联盟。这种“家族化+士族合作”的模式，既延续了东晋门阀政治的传统，又强化了个人集权。
在清算政敌的过程中，桓玄展现出冷酷与权谋并存的特质。他先以“酣纵不孝”罪名流放会稽王道子，随后斩杀司马元显、谯王尚之等核心反对派，却对王诞等次要人物网开一面，这种区别对待既清除了主要威胁，又避免了过度株连引发的反弹。值得注意的是，桓玄对刘牢之的处置尤为毒辣——先剥夺兵权，再通过拖延战术制造猜忌，最终逼死对手后仍“斫棺斩首，暴尸于市”，这种极端行为既暴露了他的残忍本性，也为其统治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社会镜像：乱世中的生存百态
这段历史生动呈现了东晋末年的社会风貌与人心向背。三吴地区的大饥荒导致“户口减半”，即便富室也“闭门相守饿死”，这种惨烈景象与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乱世中底层民众的悲惨命运。孙恩起义的余波同样耐人寻味，起义失败后“赴海死”的“水仙”现象，既反映了宗教狂热的影响，也展现了乱世中民众的绝望反抗。
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选择构成了丰富的历史面相：何无忌的忠诚追随、敬宣的愚孝盲从、刘迈的机智自存、惠远和尚的先知预判，共同构成了权力游戏中的众生相。桓玄初期“黜奸佞，擢俊贤”的举措曾让京师民众“冀得少安”，但他很快暴露的“奢豪纵逸，政令无常”，又迅速消耗了民众期待，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转变，预示着其统治难以长久。
历史启示：权力游戏的永恒法则
这段史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刘牢之的悲剧证明，没有坚定政治立场和道义底线的军事力量，终将沦为权力的玩偶；桓玄的短暂成功与最终失败则揭示，依靠权谋和暴力建立的统治，缺乏民意基础和制度支撑，必然难以持久。而刘裕的崛起轨迹——从拒绝盲动到积蓄力量，从观察时局到伺机而动——则展现了乱世中成功者的必备素质：清醒的判断、坚韧的耐心和准确的时机把握。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桓玄之乱本质上是东晋门阀政治走到尽头的标志性事件。桓氏家族的兴衰、北府兵的嬗变、士族与寒门的博弈，共同推动着历史走向新的阶段。这段充满背叛、杀戮与挣扎的历史，不仅是权力斗争的教科书，更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全景展示，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宝贵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