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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巨大的差额,彻底误导了崇祯帝对全国钱粮、军饷的认知,也正是因此,后来袁崇焕上奏,请求拨付三百万两白银建立关宁锦防线时,崇祯帝勃然大怒,认定袁崇焕是谎报军饷、意图贪墨二百多万两白银。
恰逢后金使出离间计,满朝文武又跟风弹劾袁崇焕,崇祯帝本就心存猜忌,当即毫不犹豫地下令,将袁崇焕处斩,一代名将就此含冤而死,大明边关也自此失去支柱。
在崇祯帝被蒙蔽的认知里,全国三饷加起来不过需要二百万两,南直隶无战事,徐弘基能贪墨的数额本就有限,四位侯爷的弹劾自然是小题大做。
可他不知道的是,北方地区连年灾祸不断,旱灾、蝗灾席卷千里,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朝廷却依旧横征暴敛,近六百万两的三饷压在百姓身上,早已让百姓不堪重负,饿极的灾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流贼之乱愈演愈烈。
可即便如此,崇祯帝依旧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始终认为北方流贼作乱不过是疥癣之疾,无关痛痒,关外的后金才是大明的心腹大患,只需集中兵力抵御后金即可。
为了凑齐边关钱粮,他非但没有减免赋税、安抚百姓,反而变本加厉地下令:
剿饷再加三成,练饷再加两成,辽饷加到五成,自以为不过只是多增加两百万两白银,以大明子民的承受能力,完全可以承担。
朝堂上的东林党御史,也一味迎合崇祯帝,不断进言附和,谎称天下赋税尚轻,百姓足以承受,只要解决黄河水患,内部流民之乱便可迎刃而解。
君臣上下,皆被虚假信息蒙蔽,无人知晓民间疾苦,无人察觉王朝已濒临倾覆,沉重的赋税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将大明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南直隶勋贵的纷争、朝堂的欺瞒,不过是明末腐朽积弊的冰山一角罢了。
年仅十八岁的徐文爵,刚承袭魏国公爵位,便尽显懦弱无主的性子,全然没有先祖徐达的半分英气,也无祖父徐弘基的钻营手腕,旁人说什么便听什么,毫无主见,活脱脱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
马士英一派稍加威逼利诱,他便慌了手脚,连北京定国公府发来的私密信函,都乖乖双手奉上,丝毫不敢隐瞒。
好在这封关乎勋贵私下谋划的私信,半路落到了王章等一批南归御史手中,这些御史心系朝局,不愿马士英独掌大权,便将私信扣下,死死瞒住,没让其落入马士英手里,也正因如此,福王朱由崧才没被抓住把柄,得以在次年顺利僭越称帝,建立弘光政权。
为了换取南直隶一众侯爵、伯爵的支持,稳固弘光朝廷的统治,也为了平息此前的勋贵纷争,刚上位的徐文爵,在府中长辈与幕僚的授意下,不得不忍痛割让魏国公府的核心权益。
先是被革去京营守备指挥使这一关键职衔,彻底交出了南京京营的掌控权,没了兵权傍身,魏国公府的权势瞬间折损大半;